們英國詩歌的老師包貴思跟學生很接近，她也喜歡學生到她的家裡去。每隔一個月，她就會請大家到她家裡去喝茶聊聊天，在這種聊天中，也提高了大家的口語能力。她就住在南門外，現在是勺園那裡，原來叫做冰窖。
當時班上跟我比較要好的同學是宋淇，他是民主先鋒隊的隊員。他也是從上海來到燕京的。我們讀到二年級的時候，“七·七事變”爆發，從南方到北方的鐵路都中斷了。我們沒有辦法回到燕京，就結伴一起到了武漢，在武漢大學借讀。後來又一起回到上海的光華大學借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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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七·七事變”截斷了張芝聯“象牙之塔”的學習生活，幾經輾轉，他回到了上海，回到了父親張壽鏞創辦的光華大學。在張芝聯的自述文章《我的學術道路》中記載了這樣一件逸事：張芝聯在光華大學畢業前夕，父親要他談談將來的志向。“我很想當一箇中學校長、大學教授。”張芝聯這樣對父親說。張壽鏞提醒兒子：“那你的月薪恐怕只有二百元。”“沒關係，這是我的心願。”張芝聯這樣回答父親。以張芝聯的身世，似乎可以做出許多在世俗看來更好的選擇，但是為了自己的心願，張芝聯的一生都和教書育人聯絡在了一起。
後來，我乾脆就在光華大學讀書了。1938年到1939年兩年，我在光華大學讀完了大三大四。當時就住在家裡。那時候，光華的校舍都已經被日本人炸燬了，學生們只好走讀，每天坐電車到光華在租界租的房子裡上課。不過光華當時有幾個很好的老師，比方說英國文學方面的大師張歆海、史學大家呂思勉等人。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張芝聯：一半是燕京，一半是光（2）
1940年2月，我從光華大學畢業了。當時留在光華附中教書。同時還編了一本雜誌，叫《西洋文學》，現在你到北大圖書館去查，輸入我的名字，下面第一個顯示的就是《西洋文學》。到了1941年8月，這本雜誌就停止了。也是在那時，我又重新回到了燕京，在研究院讀。
再回到燕園，我已經比較成熟了，經歷了日本人的轟炸、在戰火的後方跑警報的生涯。當時從上海到北京還是有一定危險的，因為當時的北京已經是淪陷區，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下。我當時想還是要多讀些書，就到燕京來了，但是到燕京不到三個月，就趕上了太平洋戰爭爆發，我的書又讀不成了。12月8號以後，學校就關門了，只好自己在家裡看一些書，當時我已經結婚了，住在成阜街那邊。
上海的租界也已經被日本人佔領了，我想回到上海大概也是一樣，就開始在北京找工作。當時是沒有人願意和日偽發生聯絡的，後來我到了一箇中國人和法國人合辦的中法漢學研究所工作，那個機構在現在的東皇城根兒那塊。我找工作那段時間，我的許多老師都被日本人關起來了，其中有張東蓀、洪煨蓮等人。張東蓀的哥哥張爾田先生是我的授業老師，張東蓀先生為了讓我照顧張爾田先生，就讓我搬過去跟張爾田先生一起住。我找到了工作之後，張東蓀也放出來了，我就搬出了燕京大學，住在大覺衚衕，在西四附近的一個廟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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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芝聯的一生，有兩所學校被他視之為母校，一個是燕京，一個是光華，自1952年的院系調整開始，這兩所學校實存名亡。從光華再次轉到燕京，在張芝聯的講述中聽起來是個平淡的過程。但是仔細推敲，又似乎不是。
1944年底，我的父親在上海生病，我就回到了上海。1945年抗戰勝利，光華大學也覆校了。在這之前，上海在日本人的侵佔之下，光華大學要想繼續辦下去，就必須到日偽那裡去登記。但是光華大學寧可不辦，也不去登記。於是撤銷了光華大學的名字，化整為零。1945年到1946年的這一年裡，我就在光華大學工作，經歷覆校的整個經歷與艱辛。之後我到英國美國法國等歐洲國家去遊學了將近一年半。1947年底，我回到了上海。
回來之後，我在光華大學任教授，同時在光華附中擔任副校長。那段時期的艱苦是無法想象的，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非常尖銳。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給朱經農校長的密件，恰好落到我的手中，原文是這樣的：“上海光華大學朱經農校長密鑑 據有關機關報稱‘該校秘書張芝聯秘密領導左傾學生醞釀成立自治會並借授課時間分析時局攻擊本黨且煽動學生退出本黨’等情希查明具報為要”。我看完後大吃一驚，立即去找朱經農，他看完秘件後，安慰我說：“不要緊，我去南京向部裡說明，不必擔心。”當時的情況就是這麼緊張。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