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蘇聯，搞什麼六節一貫制（大笑），現在看起來當然是很不合理了，你想想，六節課一口氣上下來，人能不餓嗎？當時還請了很多蘇聯專家，學校裡還有蘇聯顧問。政治課也由蘇聯專家來講，我因為是黨委的成員，還要去聽，其實他們講得很一般化，沒有什麼意思。燕京大學原來的那套教學方式，從此之後再也沒有人提及了。
側記
有一次和朋友們吃飯，他們知道我在做燕京人物口述的事情，就問我：“有個謝道淵，你知道吧？”正巧那段時間我在看有關謝道淵的資料，正在準備關於他的採訪，知道謝道淵在院系調整之前在燕京擔任過黨總支書記，之後又在北京大學擔任黨委副書記，從這個經歷判斷，謝道淵應該是院系調整過程中燕京大學消失的核心人物。我就說我正準備去他那裡。那個朋友就笑：“他有點怪。”關於謝道淵的怪，我多多少少也聽說過一些，他不喜歡談及自己的過去，也不喜歡接受媒體的採訪。
我開始給謝道淵打電話的時候，說明了自己的想法，他跟我說：“好像沒有什麼可談的。”我連忙說出了介紹人的名字，也是一位燕京的老人，算是謝道淵原來的上級，他才同意我去。到了他的家裡，謝道淵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怪，很慈祥的一個老人。但是我們的談話卻不怎麼順利，他好像完全忘記了過去，回不到原來的場景，這讓我有點氣餒，幾乎以為這個採訪就要失敗了。我做了最後的嘗試，從謝道淵接觸到地下黨組織開始談起，這時候，謝道淵的話才慢慢多起來。
一點一點地，我們談到院系調整中的燕京，謝道淵的敘述簡潔，較少涉及到自己，平淡得幾乎是在講別人經歷的事情，彷彿他並不是這一事件的核心人物。這讓我想起了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的一段話：“共產黨員能夠說出一切在青年時代所發生的事情，但只要他和紅軍一接觸之後，他就把自己丟開了。如果你不重複地問他，你不會聽到任何關於他自己的事情的……”謝道淵的情形雖然有所不同，但是可以觸類旁通。
在訪問的最後，我向謝道淵問及北大社教的有關情況，那是另外一場謝道淵深深捲入其中並受到衝擊的運動，他顯得很激動：“我不過是個馴服工具。馴服工具嘛，自然是領導怎麼說我就怎麼做，但是到頭來我卻做錯了。”看著老人有些傷心，我沒有問下去，不過，當我整理完這篇口述，卻理解了這其中許多“組織安排”“讓做什麼就做什麼”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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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芝聯：一半是燕京，一半是光（1）
張芝聯，1918年生於湖北漢口。1935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學西語系，兩年後轉入光華大學，授業於英國文學教授張歆海和中國史學大師呂思勉、童書業。1941年重入燕京大學研究院攻讀歷史，在名師張爾田和聶崇歧先生的指導下研究中國史學，發表了《〈資治通鑑〉纂修始末》等論文，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1946年，張芝聯赴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攻讀歷史，1947年又橫渡大西洋到英國牛津大學進修，到法國參加國際討論會其間廣泛涉獵中外文學、歷史和學術思想。回國後，先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1951年北上到燕京大學歷史系任教，教授世界史；1952年轉入北京大學任教，一直到1988年退休。
張芝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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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知道張芝聯，是因為他的父親張壽鏞——光華大學的創辦者——一個在中國教育史上熠熠生光的名字。出身於浙江寧波書香門第的張芝聯似乎和私立大學存在某種隱秘的關聯：他曾經就讀於三所私立大學：滬江大學、燕京大學以及他父親創辦的光華大學。後面的兩所學校在他的一生佔了很大的比重。
1934年，我在光華中學畢業，那一年我考入滬江大學醫預系，讀了一年，但是因為生病，實際上並沒有讀書。所以到了1935年，我放棄了滬江大學，考入了燕京大學，從頭開始。我在燕京讀了兩年，兩年的燕京生活，是我一生中的一次大轉機。在燕京，我親身經歷了很多學生運動，也參加了一些讀書會。在當時的學生運動中，我並沒有做什麼具體的事情，開始的時候只是被人拉去，大家去遊行我也去遊行，大家喊口號我也喊口號，大家絕食我也絕食。
當時班上大概有三四十個人。我當時讀的是西語系，同時學英語和法語。因為我的英語入學成績比較好，第一年的英語就免讀了。第二年開始讀世界文學，教材是老師編的，四卷本，從古希臘文學一直講到當代。那時候跟老師的接觸還不是很多，到了後來做論文的時候，跟老師的交往才逐漸多了起來。上二年級的時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