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宮大內搜檢出三千七百萬兩白銀，舊藏黃金四十餘窖，約一百五十萬兩。在崇禎皇帝身邊擔任檢討的楊士聰著有《甲申核真略》一書，他記錄並感嘆說：“嗚呼！三千七百萬！拿出一個零頭就抵得上兩年加派了。”他很悲傷，無論如何也不明白聖明的皇帝究竟在想什麼。
帝國官場的景象也令人很難樂觀。當時，北京城裡有“餉不出京”一說。據說，發往各地的軍餉有一半以上要留在京城。其中，20％到30％是給各級財政主管官員的回扣，另外20％到30％是打點各部門官員，以便朝中有人好升官。各種文獻中，對帝國官場幾乎無官不貪的情形有極多的記載，稱得上數不勝數。有兩句經典的設問，道出了當日的實情：“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明史》列傳第一百四十六，韓一良。）於是，官因為錢而升，升了官自然加倍搜刮地皮以補償。人們普遍透過一個反問句式，確認著一個帝國時代的信條：若不能弄錢，當這個官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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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石（2）
政治上的溷濁，可以天然孳生出淘汰廉能之士的機制。在我國曆朝歷代，這幾乎成了一個鐵打的定律。若從社會控制的角度觀察，不論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對於一個國家與社會最大的傷害，一定是來自這個國家政權本身，來自決策者的自私、無能與貪婪，來自對此缺少制度性約束機制。外部敵人所能帶來的損害永遠是第二位的。誠如毛主席所說，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僅僅是變化的條件而已，外因是透過內因而起作用的。溫度永遠不能令鴨梨孵出小雞，只有雞蛋才行。這應該也是一條類似牛頓定律一般的鐵律。
晚明時期，為了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崇禎皇帝曾經提高軍功獎勵標準，將殺死一名敵人獎勵三兩白銀，提高到五兩。有證據表明，為了得到獎賞，帝國軍隊中普遍存在殺良冒功現象。譬如，崇禎四年，陝西副總兵上報殺賊五十的軍功，檢驗結果是其中有三十五顆首級是婦女和孩子。崇禎五年，山西官兵追剿農民軍到河南，領兵將領要當地縣長為自己報功。縣長說：“沒有敵人的首級怎麼報？”那位將領回答說：“這個好辦。”很快命人送來了一千多個人頭。結果，縣長在其中發現了八十多顆縣學裡學生的腦袋。
那位當年推薦過袁崇煥的著名官員侯恂，曾經給洪承疇寫過一封信，其中談到了當時廣為流行的一句話，叫做“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顯然，老百姓對官員和官兵的恐懼，已經超過了賊匪。當時的觀察家注意到，北京城裡普遍瀰漫著一種情緒——“流賊到門，我即開門請進”。（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北都崩潰情景。）
決策層失道且無能，導致貪官汙吏橫行，法紀蕩然無存，社會離心離德，在此情形下，輕動刀兵的結果，勢必蘊含了不可測的後果，不可能不自取其辱。
崇禎皇帝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狀況下，走向絕路，而李自成也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一路所向披靡地走進北京城的。
有記載顯示，崇禎三年以前，李自成是甘肅總兵楊肇基部下的一個把總（大約相當於今日的連、排長）。崇禎二年底到三年上半年，皇太極第一次率大軍打到北京城下時，楊肇基奉命進京勤王。在金縣，李自成和他的弟兄們譁變，投入了暴動的農民軍。時間大約是在崇禎三年正月。（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
此後的十餘年間，他並沒有特別明確的政治綱領。其情形大約和陳勝、吳廣的“苟富貴，毋相忘”差相彷彿。
崇禎十一年底，在洪承疇、孫傳庭的打擊下，他全軍覆滅，只帶著十八騎逃進商洛山中。此後，他的堅忍不拔、多爾袞大規模進入中原、崇禎皇帝的庸劣與河南嚴重的自然災害，四者合一，幫了他的大忙。到崇禎十三年年底，在得到李巖等知識分子的幫助後，他第一次提出了“迎闖王，不納糧”的政治口號，並由李巖替他編出了朗朗上口的歌謠。歌詞大意是：“吃他娘，穿他娘，闖王來了不納糧。”以此，與大明帝國形成鮮明對照，受到飢寒交迫的中原人民的熱烈歡迎。
有證據顯示，進入北京之初，李自成的部隊軍紀嚴明，並曾經處死過騷擾百姓的軍士。可能是下列兩個原因，導致了這支大軍戰鬥力的衰減。
首先，李自成提出三年免納錢糧的政治承諾之後，必須籌措大批次的糧餉以供給他那百萬大軍。這種財政上的壓力，應該是他向原大明帝國官員們逼繳錢財的基本原因。假如考慮到大明帝國官員們的貪婪與腐敗的話，這種措施顯然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