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原來的爵位。
到皇太極去世時，豪格作為四大親王之一，已經成為大清國位高權重的人物。而皇長子的身份，更令他具有了其他宗室諸王包括多爾袞在內都不具備的優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豪格似乎比多爾袞具有更加充足的理由成為皇位繼承人。他的支持者之多，已經成為多爾袞不得不顧忌的力量。
另外一個因素肯定也在兩大政治勢力的角逐中發揮著潛在的、重大的作用，皇太極生前自領的兩黃旗將士和多爾袞三兄弟所屬的兩白旗之間，關係可能不太和睦，甚至很不和睦。因此，兩黃旗的八位重臣特別不願意看到多爾袞繼位。史書記載說，兩黃旗八大臣的中堅人物、精兵護軍首領“圖爾格等人與白旗諸王素有釁隙”，遂調動三個牛錄的精兵，全副武裝“保護”住了宮門，致使形勢變得劍拔弩張。（《清世祖實錄》卷三十八，順治五年四月癸酉。）
這就是十四日凌晨，多爾袞離開三官廟時所看到的情形。
當情緒、情感性因素充分發酵、膨脹到爆炸的臨界點時，理智和理性的作用就必定微乎其微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了。這時，只有那些真正偉大的人物，方才可能運用理性，化解危機。多爾袞一生之中弔詭之處甚多。但在此時，他的確表現出了這種品質。
兩年後，當多爾袞已經成為攝政王時，曾經對滿清親貴講述了當時的情形：
“昔日太宗死時，沒有確立繼承者，諸王、貝勒、大臣都寄希望於我，他們跪著請求我來繼位，我說：你們要是這樣說，我就要自刎，誓死不從，這才奉今天的皇上登上了皇位。”（《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二，順治二年十二月癸卯。）
多爾袞在此所說的，可能大體是事實。幾年以後的順治九年，清算多爾袞時，那些擁戴他的人談到了當時的情景：多爾袞的哥哥英王阿濟格、弟弟豫王多鐸和一批王公貝勒、高階將領確曾跪在多爾袞面前，請求他當機立斷繼承大位。他們分析形勢，認為死心塌地擁戴皇子的就是兩黃旗那些人，而甚至在兩黃旗中，也有重臣擁戴多爾袞。因此，他們直截了當地告訴多爾袞，不必畏懼兩黃旗。（《清世祖實錄》卷六十三，順治九年三月癸巳。）
事實上，精明強幹的多爾袞不可能沒有注意到雙方的實力對比：兩白旗全部擁戴多爾袞，兩黃旗中，也有兩位重臣支援多爾袞。而豪格雖然號稱和碩貝勒，實際上真正屬於他的兵力卻只有七個牛錄，尚不足半個旗，加上誓死擁戴皇子的八大臣，主力部隊仍然不到兩個整旗。（《清世祖實錄》卷四，順治元年四月戊午。）有兩紅旗擁戴的代善態度曖昧，很有可能是希望皇子繼承，被皇太極從莽古爾泰兄弟手中奪來的正藍旗情況不明，鑲藍旗的濟爾哈朗則一面表示支援皇子繼位，一面又說需要和多爾袞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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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爾袞的愛恨情仇（7）
在這種實力分佈中，雙方可能都感受到了形格勢禁，都產生了投鼠忌器的心理。多爾袞若慾令智昏，強行繼位，勢必遭到激烈反彈。其後果無法預料。很有可能像我國曆史上那些迅猛崛起的遊牧漁獵部族國家一樣，經過反覆自相殘殺之後，飛快地煙消雲散在那廣闊無邊的山野大漠之中。
於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極死後五天，在大清帝國後繼皇帝的推舉會議上，出現了一個事先誰也沒有預料到的結局。應該說，上述情形是這個結局的重要原因，這個結局則是上述情形的邏輯後果——
會議在今日瀋陽故宮的崇政殿舉行，諸王大臣們列坐於大殿的東西兩門房。會議一開始，兩黃旗八大臣中的索尼與鰲拜便率先提出，應立皇子繼位。多爾袞厲聲叱責他們沒有資格先說話，勒令他們退出會場。
隨後，英王阿濟格與豫王多鐸提議多爾袞繼位，多爾袞沉吟不語，未置可否。多鐸即聲稱：“你若不願意，就立我為帝。我的名字是在太祖遺詔裡的。”
多爾袞迅即反駁道：“太祖遺詔裡也提到了肅親王豪格的名字，不止是你一個人。”這種情形表明，努爾哈赤死前，可能至少在口頭上確曾有過遺詔。多爾袞的厲害之處在於，他在反駁多鐸的同時，順便把豪格也排除出了候選人之列。
於是，多鐸提議：“既然我不行，那就立長，當立禮親王代善。”
代善表示：“睿親王多爾袞如果同意繼位，當然是國家之福。既然他不願意，就應該立皇子。豪格是皇長子，應該立他。”代善也夠狠，彷彿不經意之間，便堵死了多爾袞的路。
豪格說：“我福小德薄，不配擔當大任。”然後，豪格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