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勢，但真正的考驗在於新國際環境下的投資效率，在於同時擴大消費需求方面掃除市場障礙，尤其是在質量安全和降低交易費用上。
不論金融危機是否會給西方帶來較長時間的通貨緊縮型的經濟蕭條（類似於“日本病”），各國政府調控能力的強化趨勢（明顯不同於大蕭條時那種讓市場自生自滅的做法）和政府間有效的國際合作，應該能使危機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和範圍內。挑戰和機遇的相權中，對中國來說機遇應該更大。這是一個擴大內需而最佳化經濟結構的機遇，是一個深化市場改革而加固市場規則的機遇，是一個提高政府的經濟管理水平而造就“高效管制”的機遇，是一個推進向下責任制的政治改革而確立“廉潔政府”的機遇。中國人的政治思維和民間思維都是一個富民強國夢，“富強為本，市場為用”恰好有現行的政黨政治的制度作保障。不過，中國的知識分子長期以來糾纏於“自由市場”和“民主憲政”，卻沒能真正深入到文化心理和制度邏輯的層面去認清“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民主原教旨主義”的本質，因而仍可能看不到或繼續懷疑中國現行的政黨政治的制度創新特徵。美國的這場金融—文化危機對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正好是一服及時的清醒劑。
中國的崛起需要制度保障，需要歷史機遇，也需要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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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語：新的“美國—中國世紀”（1）
2004年，中國的中央電視臺在歷史上頭一回現場轉播了美國總統選舉情況。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的混亂以及2004年美國對伊拉克的入侵，已經使美國式的民主在不少中國人心目中喪失了聲譽。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在2002年完成了從###到###的歷史性過渡，中國政府對自己的執政能力更加充滿信心，對美國模式更加無所畏懼。①不少中國人對美國大選的想法是：“這又是作秀的時候了。”2006年12月，在第一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之後，###、中國網通、中國聯通、中華電信（臺灣）和韓國KT集團與美國電信巨頭Verizon公司簽署了一項5億美元工程的協議，修建海底光纜系統，建成後將使中美兩國之間現有直接通訊容量擴大60倍。中國政府顯然不怕開放。可是西方許多人仍在幻想這種經濟往來將促使中國走向多元化，最後走向多黨民主化。
這也許會令人不安，但真正的中國挑戰正在矇矓顯現。與西方人認為只有自由體制才能維持大國地位的信念相反，中國的德能體制已演進到一個穩定的現代階段，發展成一種不同的國家模式，能保持快速經濟增長和相當的政治穩定。因此，真正的中國挑戰是在比較基本的制度層面上，而不在次要的實業、經濟或軍事層面上。應對這一現實挑戰的辦法不是以軍事力量加以遏制或是以片面的信念加以約束。要做的事在於怎樣在國際政治上與這一型別的頭一個和最大一個超級大國合作和周旋，並透過經濟全球化達到互利。主題應當是“和平的共同發展”。中國經濟以兩位數增長，將能夠超過德國和日本，但30年內還不太可能動搖美國的經濟霸主地位。儘管如此，“霸主也有自毀因素”。倘若美國在今後幾十年繼續過度伸展它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它就有可能失去自己的經濟優勢。
目前，美中兩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為萬億美元與萬億美元，人均GDP為42000美元與1800美元。即使中國GDP在今後30年超過美國，它的人均GDP仍會是遠遠落後，只有美國人均GDP的1/4左右。“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在教育、科技創新和軍事力量方面，中國今後30年內頂多也只能是縮小它與美國的差距。我們現今的這個世紀已是“美國—中國世紀”。歐洲在19世紀經歷了它的全盛時期，如今已變得疲憊力衰。②美國在20世紀成了世界製造業最大基地，這一地位如今已在衰退中。
本書所發出的資訊是一個大體上尚未被人們認識到的令人焦慮的事情：當中國日益成為一個能接受國際辦事準則和多文化的開放社會時，美國卻逐漸向一個封閉社會傾斜，頑固堅持政治傳道式使命而又抵制國際多邊主義。美國的社會科學家研究中國時，主要是談論中國應該怎樣做以便更像美國。中國學者研究美國時，則是主要關心兩國文化的差異以及中國如何消化自己需要學習的東西。地平線上模糊出現的情況可能還不是那麼清楚。就生產力而言，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但與此同時它又是世界上最糟的，它把大量的資源用來向別國推銷它的狹隘民主制，而這些資源本來是應該用於國內研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