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自己的問題。
結束語：新的“美國—中國世紀”（2）
羅伯特·達爾的《民主制及其批評者》一書（1989年出版）在文化認知基礎方面存在一個未被看清的邏輯缺陷。不同的文化對民主制和市場的看法也是不同的。中國人現在重視法治，但仍然認為即使是最好的法律也不是適用於所有的情況，不可能事先考慮到所有可能出現的事情。他們認為西方的程式主義在許多情況下是一種次優的解決辦法或一種並不現實的解決方案。這就是說，倘若沒有法治，就會出現任意武斷的統治，但若僅僅只有法治，法律的刻板性會堅持似乎公正的程式而犧牲可取的結果。西方的民主制被認為有可能淪為暴民的統治，人們受那些蠱惑人心的政客的煽動而對社會產生不良的後果。從這種想法出發，人們就力圖從體制上建立一套正式的機制，以改進德能統治的選拔和選舉機制，達到人治與法治的平衡。對於市場機制，中國人的想法也有所不同：自由市場是提高經濟效率的有用工具，但自由競爭或者有時是過度的競爭從來不會實現盡善盡美，總會產生一些外部性效應以及買賣雙方權力的失衡，需要加以控制，以利於整個社會。自由市場，如同民主制一樣，只有在鍾愛者眼裡才會顯得完美無缺。奧斯瓦爾德·施本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沒落》一書中說過，民主制受到金錢和腐敗的驅動，此話也許值得從公共選擇的角度予以重溫。
西方有許多人熱心於談論“中國通往競選民主制的途徑”。他們認為至少有以下五種可能：一、逐步改革，從村幹部###和法治逐漸過渡到全國民主制；二、民眾推翻現政權，如同菲律賓，從某種程度上說還有韓國，都是如此；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自上而下逐步進行政治改革；四、透過改革派政變實行民主制；五、透過逐漸明確的聯邦制度而最後實現民主制。③這些都是不會發生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最大的危險就在於讓自己對“社會進步”的渴望蓋過了對科學事實的探索以及自己對文化真理的尊重。我們正在看到的事實是，中國在建設它的中國式的市場經濟的同時，正在建立一種中國式的“德能民主制”，它跟西方的“競選民主制”是不一樣的。
民主制的神話是把競選民主制、法治、人權和市場資本主義捆綁在一起，作為民主制一攬子交易。民主原教旨主義者常說只有民主制國家的成員才能享用資本主義，可是中國現在有了市場資本主義。民主制普遍論者常說只有民主制能促進人權，可是一些自由民主制國家的不佳人權記錄、一些第三世界新民主制國家的不良狀況以及一些非自由民主制國家中人權狀況的改善，都證明他們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民主制老生常談者聲稱只有民主制國家的成員能享有法治，可是這在基督教世界（世界人口的30％）只是區域性屬實，而在非基督教世界，選舉式民主制所“享有”的卻往往是社會混亂和政治瓦解。正如同民主制在美國由於它的共和傳統而尚不完善一樣，法治在中國由於它的重視關係的文化而尚不完好。但體制上的惰性是一回事，把民主制與法治捆挷在一起則是另一回事。那種民主制一攬子交易的思想根源是種族中心主義，即國家層面上的自我中心主義。
結束語：新的“美國—中國世紀”（3）
美國的“閉眼”心態和“冷戰”心理往往導致交往雙方感到受挫折。中國政府感到最苦惱的，就是與它打交道的對方一方面表示要建立友好關係，另一方面又不斷地惡語相加，甚至背後捅刀子，支援那些破壞中國安定的勢力。美國的“精英們”一方面高興地跟中國做生意，另一方面又疑慮重重，表現出一種“人格分裂”。加拿大保守派也一樣玩弄這種危險把戲：加拿大政府遲遲不應中國的要求遣返逃亡到加拿大的中國腐敗案嫌疑犯，加拿大總理斯蒂芬·哈珀不停地批評中國的人權紀錄，但又派遣他主管經濟的部長們到北京談生意。
正如理查德·施韋德所指出的，反感是相互的，是對雙邊關係有損害的。在這裡，狹隘的人權觀念是沒有希望的。當你手裡的唯一工具是一把錘子時，你往往就把每一個問題都看成是一顆釘子。人類歷史從無政府狀態走向君主統治、專制和獨裁。它不一定就直接走向西方式的民主制。中國經過了改革的德能政治現在已遠遠不是獨裁製。西方的選舉民主制和中國的德能民主制都是可行的政體形式。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政體形式可以是君主立憲（英國），共和制（美國），民主制（法國），德能制（中國），或是混合權威制（俄羅斯）。當然，人與人可以有一些值得珍惜的“共同財富”，它們最好是來源於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