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成員以非法手段在江湖謀生的本質。從《江湖切要》的記載看來，凡天文、地理、時令、官職……都有黑話，涉及商業的，同樣是黑話連篇。如：市人：井通。販子：不將人。典鋪：興朝陽。雜貨店：推懇朝陽。茶：青老。白酒：水山。粥：稀漢。牛肉：春流。金：黃琴。銀：硬底。賣假貨：跳符懇。真貨：實贊。有鈔：熱子。假鈔：將肯。沒生意：念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大概是明代商業文化中最有神秘色彩的部分了。
三、明代商業文化的歷史地位
明代商業文化對明代歷史起過積極作用；特別是其中的反主流因素，對明代的社會、文化，產生過進步影響。它有力地衝擊著傳統的“重農抑商”觀念、森嚴的封建禮教、以封建特權為核心的封建等級制。對此，史學界的一些論著，已經從不同角度作了有益的探討。［113］限於篇幅，這裡不再詳論。我想強調指出的是，明代商業文化中最活躍的反主流因素是服裝的變化，領導著當時新潮流，而這種新潮流的發祥地是蘇州，以至形成一個新的概念“蘇意”，這是值得注意的。
晚明寧波文人薛岡站在傳統封建道德的立場，載謂：“‘蘇意’，非美談，前無此語。丙申歲，有甫官於杭者，笞窄襪淺鞋人，枷號示眾，難於書封，即書‘蘇意犯人’，人以為笑柄。轉相傳播，今遂一概希奇鮮見動稱‘蘇意’，而極力效法，北人尤甚。”［114］由此可見，統治階級對文化中有新意的東西，開始總是敵視的，但禁止的效果，剛好適得其反，從反面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蘇州的商品，成了時髦的代名詞，人們以擁有為榮。“蘇樣的百柱鬃帽”、［115］“蘇做的扇子”，［116］以及各種小商品，貴重商品，［117］都受到人們的歡迎，開一代風氣之先。“蘇意”不僅影響北方平民，還影響皇室。史載，“熹廟之皇第八妹也，號樂安公主，善吳裝”，［118］即為一例。詩人公鼒的《都城元宵典》也謂：“……白袷裁衫玉滿頭，短簷髽髻學蘇州。儂家新樣江南曲，縱是愁人不解愁。”［119］可見蘇州服裝、髮式對京城的巨大影響。正是在蘇州掀起的新潮流的推動下，各地服裝迅速變革，使道學家們搖首嘆息。時人餘永麟載謂：“邇來巾有玉壺巾、明道巾、折角巾、東坡巾、陽明巾，衣有小深衣、甘泉衣、陽明衣、琴面衣，帶有琵琶帶，鞋有云頭鞋，婦人有全身披風，全已大袖，風俗大變。故民謠雲：頭戴半假幞，身穿橫裁布，街上唱個喏，清燈明翠幙。又云：蝴蝶飛，腳下浮雲起，婦人穿道衣，人多失禮體。又云：一可怪，四方平巾對角戴。二可怪，兩隻衣袖像布袋。三可怪，紵絲鞋上貼一塊。四可怪，白布截子綴綠帶。秉禮者痛之，建言於朝，遂有章服詭異之禁。”［120］甚至男性崇尚女裝，以大紅大紫為貴：“二十年來，東南郡邑凡生員讀書人家有力者，盡為婦人紅紫之服……改得古詩一首：……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121］當然，這是就服裝變化的大趨勢而言的。必須指出，服裝的變化，與人們喜新厭舊、物極必反有關。事實上，早在弘治年間，京城服飾已經開始變化，如：“弘治壬戌以後，人帽頂皆平而圓，如一小鏡，靴履之首，皆匾如鯰魚喙，富家子弟，無一不然，雲自京師始，流佈四方。衣下襞積至臍上，去領不遠，所在不約而同，近服妖也。”［122］又如：“正德中年，京都士人忽以巾易帽，四方效之，販夫走卒，亦有僭用者。”［123］只是這種變化，與在晚明時期“蘇意”帶動下出現的服裝變革之風，還遠不能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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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節：明代商業文化初探（9）
但是，在繁花似錦沸管絃的明代商業文化的背後，隱藏著不容忽視的虛假性。這是指：一方面，這種文化是消費性文化，食品、服裝等佔據主導地位，在生活消費品流通領域“流水泛碧波”，並不代表新的生產方式，對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也很有限。另一方面，有相當一部分商業文化沾染流氓意識，從而進一步顯示出明代商業文化的低層次。如往酒中摻水，甚至妄稱賣的是陶淵明埋下的千年古酒，［124］在雞肚中塞沙、在豬肉及魚肉中注水、偽造古董及家譜、胡要價格［125］等等，偽字隨處可見。這股歪風，在經濟發達、商業文化最耀眼的杭州、蘇州，反而有“大風吹倒梧桐樹”之勢，恰恰充分表明了這一點。人們形容杭州的不少商品弄虛作假是“杭州風，一把蔥，花簇簇，裡頭空”；［126］《豆棚閒話》第十則更一針見血地描述：“蘇州風俗，全是一團虛譁。只就那拳頭大一座虎丘山，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