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繪，更有力地擴大了七件事說法的傳播。如《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的杜媽媽有謂：“偏我家晦氣，養了個退財白虎，開了大門，七件事般般都在老身心上。”明清之際的《豆棚閒話》第十則：“只想這一班，做人家的開門七件事，一毫沒些抵頭。”《生綃剪》第十二回：“修士拿了銀子，出門去買些蔬菜。正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大小開門用著他。世間勞碌無休歇，誰能七件免波查。”凡此，都表明與人們日常生活最密切的七件商品，對明朝語言文化產生的巨大影響。
古人形容各種行業之多，取極數，稱一百二十行，直到元代仍是這樣。如：關漢卿的《金線池》第一折謂：“我想一百二十行，門門都好著衣吃飯。”鍾嗣成的《錄鬼簿》也載謂：“鄭廷玉有一百二十行販。”元末象山文人湯式寫的《南呂一枝花——贈錢塘鑷者》開頭即謂：“三萬六千日有限期，一百二十行無休息。”［102］而至明代中葉，隨著新的行業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人們覺得再用一百二十行來概言之，顯然覺得已不合適，便逐漸用三百六十行代之。佚名的劇作《白兔記？投軍》有謂：“左右的，與我扯起招軍旗，叫街坊上民庶，三百六十行做買賣的，願投軍者，旗下報名。”田汝成也載謂“乃今三百六十行”［103］云云。這一變化，透過語言現象，我們可以看到明代商業發展的脈絡。
“酒色財氣”一詞，考其源流，漢代已有酒、色、財的說法，但直到宋代，才出現酒、色、財、氣四字並連，［104］而成為人們口語中普遍使用的家常話，仍然是明朝的事。寧獻王朱權撰雜劇《衝漠子獨步大羅天》，其中有這樣的描述：“〔衝漠雲〕這廝好生無禮，怎敢這般捉弄我。〔做怒科〕……〔外末雲〕卻不道修行人除了酒色財氣這四件，才做的修行人。你近日動不動便要打，怎麼做得修行人。”［105］這是一例。又如：“莫為酒、色、財、氣四字，損卻精神，虧了行止。”［106］萬曆十七年（1589）大理寺評事雒於仁在奏疏中指出皇帝朱翊鈞酒色財氣俱全，病入膏肓，［107］是又一例。更值得注意的是，《警世通言》卷11《蘇知縣羅衫再合》描寫一位李生看了一首痛罵酒色財氣的《調寄？西江月》的題壁詞後，“笑道：此詞未為確論，人生在世，酒色財氣四者脫離不得。若無酒，失了祭享宴會之禮；若無色，絕了夫妻子孫人事；若無財，天子庶人皆沒用度；若無氣，忠臣義士也盡委靡。”並和詞一首：“三杯能和萬事，一醉善解千愁，陰陽和順喜相求，孤寡須知絕後。財乃潤家之寶，氣為造命之由，助人情性反為仇，持論何多差謬！”隨後，酒色財氣還化為四個美女。這充分表明，商人意識已滲透文學作品，對陳腐的道學氣息是個有力的否定。
明朝商人的市語——也就是行業間說的行話，五花八門。田汝成載謂：“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不相通用，倉促聆之，竟不知為何等語也。有曰四平市語者，以一為憶多嬌，二為耳邊風，三為散秋香，四為思鄉馬，五為誤佳期，六為柳搖金，七為砌花臺，八為霸陵橋，九為救情郎，十為舍利子，小為消黎花，大為朵朵雲，老為落梅風。”［108］局外人聽了只能是莫名其妙。看來，此類市語在同行業之間流行，目的就是讓外行人聽不懂，便於搗鬼。《豆棚閒話》第十則，就曾經描寫一個叫強舍的蘇州閒漢，對山西人馬才“連篇的打起洞庭市語，機哩嗗嚕，好似新來營頭朋友打番話的一般，弄得馬才兩眼瞪天，不知什麼來歷”。本想從馬才身上撈一把，後被人揭穿，枉費心機。另一部小說描寫有人把中藥的名稱全改了，如：“戀綈袍（陳皮）、苦相思（黃連）、洗腸居士（大黃）、川破腹（澤瀉）、覓封侯（遠志）、兵變黃袍（牡丹皮）、藥百喈（甘草）、醉淵明（甘菊）、草曾子（人參）。如此之類，不過是市語暗號，欺侮生人。”［109］有些地名，也被另稱，如謂陝西曰豹，河南曰驢，江南曰蟹，福建曰癩，四川曰鼠，［110］連食品也有種種特殊叫法，如稱燻豬耳朵為“俏冤家”，［111］真不知從何說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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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節：明代商業文化初探（8）
明朝的江湖上流行大量黑話，主要是民間秘密組織、黑社會成員間使用的特種語言。但不能排除其中有一部分是商人使用的黑話。這不僅在於有的商人開的就是黑店，而且不少組織殺人越貨、囤積居奇等勾當，都與商業活動密切相關。所謂“我家田地在江湖，不用耕兮不用鋤。說話未完苗已秀，再談幾句便收租”，［112］分明地揭示出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