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頂上懸一中國國旗，以示與附近太陽旗有別，唯庫中無較新者，囑設法送一新旗去。我當答以照辦，不過當時在日軍包圍中，炮火時斷時續，如何送去，尚待相商。彼即雲他可派人設法渡河來取，並雲如有食品等亦可交其帶去。電話斷後，我即作好各種準備工作。大約當日下午三、四時，廈門路一收容所（記得系第一特區市民聯合會所辦）來一電話，謂有一人渡河至該所，自稱四行孤軍派來，詢問（市）商會地點，並要一國旗云云。我即請其派人陪同來會，未幾即有一女童子軍陪一便衣大漢前來。晤談之下，始知女童子軍名楊惠敏，系某校童子軍團派往收容所服務者。大漢亦自述其姓名及職位，具體已記憶不起，只記得系一北方口音。我把準備好的物品交給他，他對於我們交給之國旗認為尚非新制者，希望更換一幅。我一面留其在會稍坐並請其撿點所送慰勞食品等物，一面即派人向旗店另購新旗一幅，彼即將一小部分食品及新旗打成一小包，對於其他慰勞品不易攜帶，囑設法另送，並雲擬至廈門路收容所稍事休息後，晚間再渡返北岸，明晨你們必可看到屋頂升旗云云。仍由楊惠敏陪其回廈門路。次晨果見四行倉庫懸掛一簇新國旗，群眾隔岸觀之，莫不狂呼拍手。
至於留下的一批慰勞品的運送，……我即與市商會童子軍團負責人商定，由該團派出團員數人，擔任此項工作。並特買旅行袋數個，以備就地拖送之用。佈置就緒即電四行倉庫聯絡。晚間*後由李子洋（市商會幹事）、楊惠敏（因彼與孤軍所派代表已相識）用汽車將慰勞品送至河南路橋交與市商會童子軍運送。事後據市商會童子軍報稱，系將慰勞品裝入旅行袋系以長繩，於北蘇州路伏地分批拖送至四行倉庫沿北蘇州路之鐵柵門口，由孤軍派人在鐵門口隔門接運，往返多次，至午夜始竣事。此當時送交國旗及運送慰勞品之真實情況，楊惠敏雖亦曾參與其事，並無渡河獻旗之舉。當時新聞界故為渲染，當有所授意。但一經報紙宣傳，竟使楊惠敏成一時的風雲人物。
敵狂我無畏，國旗壯軍威（11）
曹志功回憶了10月28日上午四行倉庫來電，要市商會設法送一面國旗，以及當晚送慰勞品的情況，與葉春年的回憶基本相符。此外，他說明了幾點，一是楊惠敏在送旗（及慰勞品）中起了聯絡作用。二是當日下午三四時，國旗由四行孤軍所派一位便衣大漢取走。三是他同葉春年都認為四行倉庫升起的國旗非楊惠敏所送。（葉：“她送去的旗較小而沒有掛出來。”曹：“楊惠敏雖參與其事，並無渡河獻旗之舉。”）
楊瑞符營長在四行倉庫戰鬥後談及楊惠敏獻旗的經過《孤軍奮鬥四日記》，楊瑞符著。刊於合川縣《大聲日報》，1939年6月12日至27日。：
（28日）夜12點鐘了，獻送國旗之女童子軍楊惠敏小姐來，當派員很敬重地將國旗接過來，可是沒有旗杆，又派傳令班長和營部見習官，設法找旗杆索子，準備天亮升旗。
10月29日（星期五）。晨六時許，我派見習官率傳令兵、號兵數人，將昨夜楊惠敏小姐所獻送的國旗，在敬禮的號音中，高升在四行倉庫的頂上。
還有一些當事人對此事所寫的*，由於當時的主客觀原因，具體細節均有出入。
筆者找到“八百壯士”倖存者郭興發在1987年3月21日所寫《四行倉庫回憶——簡略》中，有一段關於楊惠敏獻旗的內容。
郭興發，1916年生，河南商丘人，出身貧農。524團一營一連一排一班機槍手。四行倉庫戰鬥的四晝夜裡，他在一到三樓之間上上下下，哪裡需要，他就按照命令，前去支援。他說：“27日晚十點多鐘，突然有一身穿童子（軍）服的女孩出現在橋頭，冒險向我們喊話。這時，機槍連長雷雄值班，立即將情況報告了謝團長。謝團長說：‘要讓她馬上回去。’可她就是不聽，一直喊了一個多鐘頭，問我們需要些什麼。謝（團長）叫人回答說：‘我們只要一根旗杆和一面國旗’。當天晚上，楊（惠敏）就將旗杆和國旗送來。我們立即將國旗升上庫頂。”
郭興發的這一段回憶很重要，基本上說清了楊惠敏獻送第一面國旗的緣由及經過。使多年來有關楊惠敏獻旗的許多爭論，有了一個明晰的答案。結合其他人的回憶及當時報紙的報道，獻旗的經過應該這樣：
10月27日，四行倉庫激烈的槍炮聲吸引了租界民眾的目光，人們奔走相告，群情激奮。當天，謝晉元發出了要求支援“糖、鹽和光餅”的呼籲，經電臺廣播，傳遍上海。民眾紛紛踴躍捐贈，物品堆積如山。
在上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