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天午飯時，另有泥城橋附近學校童子軍團有一位女童子軍名叫楊惠敏，曾與倉庫守軍接觸而且傳遞過去一面國旗，她亦來商會說該旗尺寸較小。商會自接到電話將這振奮人心的訊息傳出後，各方面送來很多物品。不多時我們需要的東西即裝了十幾個大麻袋。用牛皮紙包好一面最大尺寸國旗，再加旗繩，我特地回家把家裡一根最大最粗竹竿送到寧波路戰時服務團團部。
當時晚上並無月光，深夜11點鐘卡車出發，沿河南路北去至河南路橋，卡車大燈即熄滅緩行，過橋即向西沿蘇州河畔（北蘇州路），車速很慢，儘量減少卡車運轉聲音。車上除駕駛員外，我和胡惠祥等六位團員，還有童子軍理事會趙邦鏞、鄭炅樟，立報館白廣榮。到達泥城橋（注：應為新垃圾橋）東面小橫路口卡車停下。滿天漆黑，四周寂靜，北望閘北偶爾有火光槍聲，橋北橋南宛若陰陽地界，橋北路燈沒有一盞。我們暗中摸索稍靠橋南遠處幾隻電燈光源。我第一個匍匐蛇行橫過橋面到達倉庫旁邊一家小菸紙店，卸去一塊排門，店堂內墨黑。有幾個士兵立在櫃檯上接受了我送去的一面大旗、一根長竹竿之後，用粗長麻繩將一大包一大包的物資由幾個童子軍拖著拖到店櫃邊上運進去。（注：葉在80年代回憶時說是：“團員胡惠祥手持國旗，奔上倉庫四樓，交給負責軍官”。）小菸紙店後門即通四行倉庫，因麻袋裝物太多，笨重異常，故而動作快不出來，等到全部送完搭車回到團部，已經半夜二時。第二天早晨，我們望到了四行倉庫上一面大紅（國）旗迎風招展，在陽光下威武地聳立在四（六）樓屋頂上。
楊惠敏我就在那天見到她。她雖不是我們團裡的團員（我團沒有女團員），但她那時也參加上海童子軍戰時服務團，她有一個臂章是第41號。她送去的旗較小而沒有掛出來，但是她那天在橋堍和那面守軍聯絡亦屬實（是守軍過橋來聯絡還是她過去我不清楚）。她那時自己說17歲，有人說她二十幾歲。
那天晚上《立報》記者白廣榮回到我團部時，即準備連夜寫稿報道，國旗和物資是怎樣送過去的。當時，我堅決要求不要報道，因為我要考慮我們的抗日工作還要做下去，在日本勢力範圍內，暴露了容易遭到破壞，對我們工作不利。為了要振奮人心鼓舞士氣，說明抗戰軍民一條心，我同意把楊惠敏事蹟在報上發表，表揚她是中國的好兒女。我考慮報道她只涉及她一個人，她所屬的團是一般普通學校的童子軍團，日本人是不會注意的。後來，報紙上也就這樣宣傳了。
葉春年的回憶說明瞭幾點：一是10月28日上午四行孤軍以電話和市商會聯絡要求送一面（大）國旗等。二是當天中午以前楊惠敏曾與守軍聯絡且送去一面國旗，因旗較小而沒有掛出來。三是當天晚上葉春年等人送去國旗及物資，次日（29日）晨國旗升上倉庫六樓樓頂。四是為了防止日本人報復，對外宣傳報導只介紹是楊惠敏送的國旗。葉春年講的：“在日本勢力範圍內，暴露了容易遭到破壞，對我們工作不利。”是因為1932年“一二八”十九路軍淞滬抗戰時，童子軍戰時服務團團員羅雲祥、毛徵祥、應文達、鮑振武四烈士，在老靶子路被日軍俘獲，日寇以刺刀亂挑，殘酷殺害，並毀屍滅跡。所以，當時公開報道過的送旗人，會有生命危險。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敵狂我無畏，國旗壯軍威（10）
另一位當事人曹志功寫於1962年10月的《楊惠敏渡河獻旗之真相》則是這樣寫的：
1937年秋，上海“八一三”抗日戰爭行將結束之時，謝晉元率領孤軍固守北蘇州路（注：光復路）四行倉庫，當時倉庫屋頂上曾升起一面國旗，報載系女童子軍楊惠敏渡河所獻，一時鬨動全國。其後，上海某影片公司曾編拍電影，（注：指1938年拍的電影“八百壯士”）使楊惠敏偶然成為一英勇之女童軍。此事系我親身經歷之事，報載訊息，實屬以訛傳訛，彼時因事關激發愛國熱誠，未便加以辯證，以免當局者認為我別有用心。今日思之，此事有關史料真實性，雖已事隔二十餘年，終不能任其永久傳訛，茲將我所知的情況加以披露。
“八一三”抗戰時，我供職於上海市商會。當時上海各界曾有抗敵後援會之組織，其中設供應委員會，辦公地點在市商會內。因市商會會所接近北站，在戰事發生後，即遷往西藏中路寧波同鄉會辦公，我兼任該委員會幹事。是時，市商會例行公事較少，大部分時間都為供應委員會工作。在八百孤軍固守四行倉庫後，某日上午我忽接得一電話，謂系四行孤軍打來，對方自稱謝晉元，謂該軍擬在所守倉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