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試圖固定美元—比索的匯率，同時實行低利率，這種組合是不可持久的；（3）宏觀經濟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不能給投資者帶來信心。
1997~1998年亞洲危機：20世紀90年代，墨西哥和亞洲的金融危機有著許多相似的特徵：不可持續的較高的固定匯率、過高的外債、過多的政府幹預。例如，中國臺灣地區透過給海外借款稅收減免來鼓勵國外資金的大量流入；朝鮮政府強迫銀行給虧損企業提供不良貸款。
金融泡沫的破滅雖然可怕，但也是市場消除過剩的一種方式。這樣的調節方式是不會導致經濟崩潰的——除非在這過程中政府犯了錯，成為泡沫的製造者和使局勢惡化的始作俑者。與此相關的深入討論請閱讀本書的第35章、第36章的內容。
第6章 最低工資制、租金管制和環境保護：緣何政策倡導者不談成本與收益（1）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資源是有限的（至少在短期是如此），任何政策選擇都要付出成本，涉及的機會成本有時是高昂的、隱性的。比如，透過貿易保護主義來“保住”工作要付出很高代價；同樣，透過給公司以補貼或稅收減免等方式增強公司的競爭力也會代價不菲。當然，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政策的倡導者對這些代價往往都避而不談的。
通常，這些被倡導的專案或政策的好處立竿見影、顯而易見，代價卻是隱蔽、滯後和難以估量的。政府官員所偏好的專案常常是一些明確不需要政府出資（如最低工資制和租金管制），但神不知鬼不覺地將負擔轉嫁給不知情的廠家和消費者（通常表現為價格的上浮）。有時這些代價還由政策實施國以“替罪羊”的身份替別的國家承擔（如農業補貼政策實施中所發生的，見下一章的分析）。
即使是用心良苦的政策，其結果也會事與願違、出人預料。例如，為使本國大量貧困人口不受能源價格上漲的影響，新興市場國家實行了燃料補貼政策，但這些政策人為地降低了消費者購買燃料的價格，鼓勵了燃料的高耗費，反而加劇了能源危機。
最低工資制和租金管制：好心辦壞事
左派的政府官員採取最多的舉措是提高最低工資，這一舉措可以造很大的聲勢卻無須花費政府一分錢。因此，在*型領導的第110屆國會透過的第一個法案中就規定最低工資由2007年的5�15美元/小時提高到2009年的7�25美元/小時，提高最低工資的目的是幫助貧窮的工人家庭。
持反對意見的人卻聲稱這會使低端的工作受影響。道理很簡單，如果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高於市場價格，一方面會吸引更多的低技能工人進入勞動力市場，而另一方面僱主卻減少僱用人數，結果就業率反而下降。很多研究表明，最低工資每上浮10％，低技能工人的就業率將下降1％~3％。
現實是，由政府官員推動的最低工資的溫和上漲，並不會造成多大的損害（反對者的理由不成立），也不會使貧困減輕多少（支持者的理由也不成立）。實際上考慮物價上漲因素後，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低工資幾乎沒有變化。最低工資的大幅上調會導致低技能工人的僱用水平下降，使貧困雪上加霜。
透過最低工資來緩解貧困的做法還存在更嚴重的問題。調查顯示，聯邦最低工資的工人中約2/3是兼職人員，約1/3是賦閒在家的青少年（通常是中產階級家庭成員）。僅1/10的最低工資工人是為養家餬口而工作。更為嚴重的問題是，許多最低工資工人（65％的工人從事服務業）的僱主把最低工資的法定上調作為漲價的藉口。這樣，政府官員旨在幫助貧困人口的舉措往往事與願違。
圖6�1物價調整前/後美國最低工資
資料來源：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forecast from IHS Global Insight。
法國的最低工資是美國的兩倍，對僱用和解僱實行嚴格的管制，結果，按占人口比例計，法國銷售商僱用工人比例比美國低50％。
因而，最低工資的大幅上調不僅沒有使窮人受益，反而可能使情況更糟。這是市場扭曲的典型例子，願望是好的，想幫助窮人，但做法是低效率的（代價高昂），結果事與願違。
更好的辦法：可替代的方案是勞動所得稅收抵免政策，這一方案得到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一致贊同，這是負所得稅（已故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弗裡德曼首次提出）的一種，增加了窮人的收入，但不會對工人尋找更高工資工作產生負激勵。這一舉措確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