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幫助貧困家庭，並且不會減少低技能工作崗位，不會增加產品成本，使貧困線以下的人口真正得到幫助。
第6章 最低工資制、租金管制和環境保護：緣何政策倡導者不談成本與收益（2）
租金管制是另一個事與願違的例子，有著良好的意圖，結果卻幫了倒忙。道理與最低工資的一樣，如果政府的租金限價低於市場價格，會有更多的房客需要這樣的房源，房東卻沒有積極性增加供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防止住房成本飆升，許多大城市如紐約、舊金山和華盛頓都出臺了租金管制法律。本意是讓窮者有其屋，但租金管制導致了住房短缺，打擊了房地產投資的積極性，且受管制的住房質量差強人意。在實行租金管制的城市（如紐約）的房屋維護難以為繼，住房供不應求的矛盾在貧民聚居地尤為突出。反對者認為租金管制會使城市加速走向沒落。
與最低工資制極為類似，由於租金管制並不是針對扶貧的政策，富裕家庭同樣從政策中受益（紐約州的一位著名的眾議院議員同時擁有4套租金控制公寓）。而且，租金控制使已經擁有公寓或住房的家庭受益，而尚無住房的家庭依然沒有得到實惠。最終租金管制城市中非管制片區的租金價格高於不實行租金管制的城市的租金價格，因為管制會大大減少出租房屋的數量。
更好的辦法：租金補貼，比如僅發給貧困家庭住房優惠券，居住地點有更大的選擇餘地。與房租管制不同的是，租金補貼不會減少住房的供給，也不會導致住房存量質量下降。
事實上：如果是為了幫助窮人，那麼收入補貼遠比規定最低價格（如最低工資）和最高價格（如租金管制）有效得多。但歸根到底，政府幹預市場帶來的扭曲和損失還是會大於收入補貼政策帶來的收益。政府偏好價格管制，或許就是因為收入補貼政策的成本是直接的並容易測算，而價格管制的成本是隱性的並很難測算。所以，對於多數人而言，經濟政策越透明越好。
環境保護主義者避諱的問題：環境親善政策收益總是大於成本嗎？
經濟學家反對 “綠色”環境行動是基於以下這個嚴肅的問題：綠色政策的收益總是大於成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