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這一點上我弄錯了，我不再進行必要的糾正，瑪格麗特仍然是最聰明的。
她開始戴上一頂鴨舌帽，並摘下了眼鏡。她那幾年接受的採訪比她一生還多。檔案資料氾濫成災。最大的玩笑。上當受騙了，還是沒有？她欣賞報紙頭版自己的形象和自己的肖像，哪怕是最老相的。她嘲笑貶義的批評。現在，年齡過時了，她達到了另一種美。高傲的孤獨她已經受夠。不管怎樣說，把自己當做名人總比在衰老中耗盡自己有趣些。
當別人攻擊她時，我便保護她。在她做出過激的行為時，我幾乎總能發現其中有一道微光，一種真相。她沒有證據，沒有準則，但她有直覺。總有一天，我會把那些都講出來，這毫無疑問。她講不了自己的傳奇經歷，這不以她的意志為轉移。她死後將無能為力，這一點已經激怒了她。再也不能掌握什麼控制什麼，這個專橫的人被惹急了。她放風說我很壞。30年來第一次。“壞”，這是孩子用的詞，課堂裡面用的詞。世界上畢竟只有很少的壞人。人們有時也說她是壞人，我覺得這同樣也是不真實的。瑪格麗特不壞，她往水塘裡扔方磚，因為她不能忍受和諧。尤其是任何湖泊都不能給人以幸福的幻想。這個世界一下就被毀了。愛情和友誼也如此。她必須不時地讓別人知道這一點。
十二年，直到她去世，她一直對我關閉大門。她甚至不把門開大一點讓我的孫子進去。我希望安託萬還能記得起來，他曾見過那個以詩祝賀他出生的神奇女人。她沒有回我的信。
晚上，我得給她打電話。我的大膽使她震驚，我的不敬又惹怒了她。我還可以讓她發笑，但我沒有這樣做。遠離，我最後感到挺合適：一個單獨的地方，一個經過選擇的地方，一個我所習慣的觀察點。她是否關閉家門讓我寫作……她是否給我這些時間讓我思考，讓我慢慢地習慣她的消失……不，她不是一個關心我的利益的女慈善家。我妨礙了她，僅此而已，她沒有好好考慮。
她很少盤算，以至於不能完全離開我。她希望我讀某某書，看某某演出，某某電影。於是，揚打電話給我：“你得去卡圖什裡劇院。以她的名義打電話給迪迪埃 · 伯薩斯。那是她喜歡的一個電影導演……”一天，揚高興地對我說：“對了，她想和你一起吃飯。《情人》的製片克洛德 · 貝里在一家大飯店給她開了個戶頭。她想在公爵廳請你吃飯。”
不一會，揚又打電話來抱歉地說：“我不該提前通知你她的邀請。她改變主意了。”
她改變主意沒有任何意義。對於她的出爾反爾，我只一笑置之。我發現，她做出的任何舉動都不能再動搖我的愛。瑪格麗特要麼熱情如火，要麼冷若冰霜。她不是一個普通的朋友，她像一座燈塔，照亮了我的生命，不管狂風暴雨，都放出自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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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 （二十）（2）
1986年，燈塔可能要熄滅了。瑪格麗特又瀕於死亡，深度昏迷了幾個月。我在沒有她的鄉村，在我們曾一同走過的墓地來來回回地走著。有一天，她曾給我留下過類似遺囑的東西。她說，當一個作家死了的時候，只有肉體去了。因為他已在自己的每一本書中慢慢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我卻慢慢地繼續自己的哀傷。
1989年，她打電話給我。我的兒媳瓦萊莉因車禍身亡。她問我關於孩子們的情況。我寥寥數語，很奇怪，不想回答她。我懷疑她是否真的悲傷。我本來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盡力博取她的同情。恰恰相反，她自願在電話裡講了那麼長時間，我卻愛理不理。
聽到她的聲音，我並沒有激動，只對她重新採取主動感到高興。我從心底裡感謝她在我們之間設了這段距離，它迫使我更加獨立。
1991年，我去了越南，印度###的戰爭痕跡和她度過童年的地方同樣使我好奇。我不是去抒思鄉之情的，而是想在瓦萊莉死後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氣。我去了沙甸，去了永隆，我在湄公河邊的陽臺上過了一夜，聽機帆船的隆隆聲，在輪船間捕捉渡船，它們像螞蟻一樣活躍。但根據《情人》拍攝同名電影的讓…雅克 · 阿諾德卻用深藍的色調來重新描繪“層層都有平臺、四周圍著欄杆的大別墅”。深藍或鮮紅的屋子鑲嵌著馬賽克。人們在河上組織水上競賽，就像威尼斯的狂歡節一樣。確實有個副領事全副武裝，在崗亭裡朝遠處的女人們開槍，還有一些空曠的網球場，我樂意向她描述，但所有可能集中在她的小說裡的東西，瑪格麗特都認為是偷來的。
我並沒有因為去了越南而對瑪格麗特有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