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到我啞口無言了。她這話是什麼意思？我怎麼太粗魯了？
“是你的書。”
“你曾對我說那是我寫得最好的東西。”
“可是，觀點是可以改變的。”
假如她的聲音不是那麼嚴厲，我還會笑出來的。
“兩個月前，你曾讚揚過我。”
可她越來越嚴肅：
“你很不慎重。”
“啊？”
“你說出了我的年齡。”
她的責備使我放下心來。
“可是，瑪格麗特，你的出生日期現在出現在法語書中，出現在所有的詞典中……”
“這你用不著說。你應該把你的書給我看。”
“你不是不想看嗎？”
“你沒有建議我看。”
她的惡意掩藏著一種強烈的不滿。她接著說：
“你利用我賣你的書。”
她把我牽扯進這褊狹的境地，聽見這回答我感到羞辱萬分。
“我的書有二百多頁，可寫到你的只有二十來頁。”
但她堅持說：
“你寫了我的全名。而其他人物，你只寫姓名的開頭字母。”
面對這種指責，還怎麼可能辯解？假如她認為我剝削了她，我就得被定罪。她像這樣懷疑過多少朋友，砍下過多少個人頭？她關於剝削的幻覺使她糟透了，對人很不公平，誰也沒法使她意識到這一點。在現實生活中，她母親就讓別人剝削過。
我無法向她證明她弄錯了。我感到一陣厭倦：
“你要我怎麼辦？要我鑽到地底下去嗎？”
“噢，你不是那樣的人。”
我明白她後悔我不是那樣的人，這種失望仍使我感到有趣。她總會說些使我發笑的話。我只能結束通話電話。4月11日，我在記事本上寫著：“瑪格麗特讓人束手無策的電話。”
幾天來，我避得遠遠的，獨自在巴黎沒有太陽的街道上走著。這很奇怪，就像真的要死的那天死神卻不來臨一樣。眼下，臨床診斷的死亡猛擊著我們。呆會兒，消失的痛苦將十分強烈，突然來臨。只有在哀傷變得讓人能夠忍受的時候，人們才能確信死亡的來臨。那一天，也許就是真正死亡的日子。
當瑪格麗特在美國醫院的時候，我已經歷過她的死亡所帶來的痛苦。今天，我埋葬了她。在最後一刻，她對我來說早已死亡。人也會這樣在不知不覺中被殺死。瑪格麗特剛剛殺死了我，但被殺死的我還能活著。我也殺死了一些人，他們自己卻渾然不覺。有天晚上，我在洗澡時，殺死了我的姑姑。昔日一些朋友背叛了我，但我卻給他們留下一個機會。也許我們還能重新見面。對瑪格麗特，一刀兩斷。她用槍口頂著射擊。不是在寫作的時候她決不回頭。
我們不會再見面，這我立即就知道了，但在她身邊的這快樂的30年她無法從我這兒收回。我微笑著突然出現在大街上，出現在回憶當中。真的，我沒有太悲傷。她對我瞭如指掌，目睹我一生的沉浮，我知道我再也無力哭泣了。我竭盡所能，自我安慰，有時甚至找出一些卑劣的理由來。我擁有她昔日親密和喜歡的朋友。想到她剛在諾弗勒安頓下來時所進行的乒乓球賽我就樂。當時在場的有馬斯科羅、莫蘭和其他一些人，當一人輸球，其他人便大喊：“開除！”這詞是從共產黨那兒學來的，瑪格麗特也學會了。我慶幸自己“堅持”了這麼長的時間，我本來可以差不多一直“堅持”到最後的。
女友杜拉斯 （十六）（2）
今天，我也許要避免別的痛苦。我用不著重新親歷那極為不安的時刻。犬儒主義可以是用來抵擋的工具。我可以像她一樣，多愁善感，厚顏無恥。我不惜任何代價自我安慰。我數著她所剩下的時間，我覺得她已活不長了。我猜測她死了之後會怎麼樣。她會對我說：“只有失去的東西才能永恆。”這一點，在馬路上，按照自然法則，這公認的原則得到了證實。我越走越感到沒有失去她。她可能會消失，甚至死亡，但我永遠不會失去她。
我在我的《短母音》中尋找我記不起來的關於她的年齡的話：
她差不多已有七十歲，而揚還不到三十。
她對我說：“奇怪，你這樣關心年齡。我從來沒有想到過，年齡並不重要。”
重讀著這些話，我明白了她的指責，儘管我並不同意她的觀點，對我來說，年齡非常重要，我甚至相信，假如不知道一個人是什麼時候出生的，你對他將毫不瞭解，或瞭解得毫無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