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種勇敢的通俗方言。
她常常深夜從特魯維爾打電話來。那年夏天，她在那兒替《解放報》寫專欄文章。我覺得她激動而不安。波蘭事件、格但斯克造船廠的罷工使她心裡七上八下的。
“最糟的，是無法跟任何人談一談。你知道，有一萬七千人罷工，現在可能有三萬了。你有訊息嗎？”
我知道得一點也不比電話資訊臺的那個男職員多。瑪格麗特剛打電話問他波蘭航班的號碼。
“那個職員不知道……”大家想分享這一快樂。人們再也感覺不到格但斯克的快樂了，因為這種快樂是革命性的，而革命的思想已離開大家。
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就是我。我無法像她一樣激動。
“怎麼，你睡覺了？這是討厭的極權結束的開始。你看到勃列日涅夫了，你看到馬歇1在莫斯科了。他們倆在那兒一起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開幕式。所以說，他們完了。你明白嗎？”
“我們可以去格但斯克嗎？”
“沒有航班了。”
我提出動身，這個建議使她感到很高興。她不再責備我，甚至還傾訴起自己的哀愁和孤獨來。
“假如有種政治解決辦法，能緩和國際局勢，減輕人民痛苦，我可以停止寫作。”
她說，世界的政治形勢對她來說永遠是重要的。
“格但斯克的這種快樂，我今晚無法向任何人講述，我無法寫作。”
電話談話持續了很久。如果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了，還怎麼能是左傾呢？她把自己的想法錄了下來，說，科技進步越快，智慧就越萎縮。
“我沒有背上極權思想的包袱。我還是馬克思主義者，但這已經不夠了。”
她寫道：“左傾，是一種關於失望的知識，是一種流放，是聽別人說話，是不承認任何首領，是認識不公正、拒絕和侮辱，是沒法不這樣做。”
我就處於這種沒法不這樣做的境地當中。我們共同分享這種有時讓人後悔的偏執。
瑪格麗特高興地原諒我們：
“你知道，後悔屬於某一階級，別的階級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後悔。”
她越來越經常地接近上帝的理念。
“左傾比自稱有信仰的右傾更少失去上帝。”
“那個女人，是善良的化身。神聖的善良。”瑪格麗特說。她剛遇到弗朗索瓦絲 · 多爾託。我想起了她對另一個女人非凡的尊重，想起了她的剋制。晚餐期間談些什麼呢？多爾託說得比杜拉斯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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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 （十）（3）
在特魯維爾度過了夏天和秋天之後，瑪格麗特回到了巴黎。聖誕節前後，我們在諾弗勒見面了。我第一眼就看見酒杯又出現在她的身邊。她伸出手所抓住的這個普通小酒杯，就像她的玉石手鐲、戒指或連著厚皮錶帶的手錶一樣，與她形影不離。我還看見一個新來的年輕人，起初我還以為是烏塔的夥伴。長久以來，烏塔眾多的朋友老在這狹長屋子的這頭或那頭出現。對我來說，這些小夥子長得都差不多。他們有時偷偷摸摸，有時亂跑亂闖，成了這對母子忠實的衛士。瑪格麗特稱他們為“烏塔幫”，但很親熱地接待他們。他們當中有傑洛姆、讓－馬克、讓…米歇爾、艾爾韋、阿萊克斯以及另外一些來來往往、在節日之夜出現的人。
這個羞怯的年輕人戴著眼鏡，臉色有點蒼白，可能是他們當中的一員。但瑪格麗特只簡單地說了一句，好像這是一件大家知道的事情。
“這是揚。”
我明白了，他不屬於烏塔幫。
她在特魯維爾沒有跟我說過揚要來，甚至以前也沒有提到過這個給她寫了好多年信的外省大學生。我對那個八月底的夜晚尚一無所知，她把他請到她位於黑巖公寓的家中，要他帶酒來。極具誘惑力的來訪，極具誘惑力的酒。我對我將得知並且看得很真切、太真切的事情還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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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 （十一）（1）
今天，全世界所有對瑪格麗特感興趣的人都可能已熟悉這段愛情。最好的是透過她的作品，最差的透過熱衷於醜聞的傳媒。
但願愛情就是醜聞，這不是讓瑪格麗特不高興。這甚至是她的“信條”。不過，但願年齡——這個年輕的男人和瑪格麗特幾乎相差40歲——是這個醜聞令人興奮的原因。那樣的話，他們雙方在現實與幻想中深深地體驗了15年的這段微妙而複雜的感情，就變得再平常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