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的低租把土地使用權永久轉讓給農民，以吸引人力資源維持自己莊園的生產。要知道，黑死病導致了人貴地賤，糧食也便宜，封建領主只要能從佃戶那裡收一點租，就不在乎轉讓大片土地的使用權，這樣總比放任土地荒蕪要好得多。但是，當日後經濟恢復、人口數量反彈、糧價大漲、土地變貴時，低價轉讓給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則無法收回。黑死病後定下的低地租是永久性的，在通貨膨脹中其實際價值降到微不足道的地步。這就使擁有這種使用權的農民大發其財，發展成為了大佃戶階層。
也恰恰是這樣的制度安排，使東西歐發展出完全不同的經濟模式。東歐的封建經濟得到了強化，封建領主用政治權力強迫農奴在莊園裡為自己生產糧食。當封建領主希望享受奢侈品時，就把這些糧食運往西歐的先進地區進行交易，用其所得購買自己所需。這樣，東歐的“比較優勢”就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這種成本不過是維持農奴生命的基本費用，和養牲口的飼料等成本大體相同。西歐特別是英格蘭則完全不同。人口的增長刺激了糧價的飆升，土地經營的一點點改進和產量的微增都會獲得可觀的市場回報。同時，佃戶是按照黑死病之後定下永久的、已經變得微不足道的租率繳納地租的，佃戶幾乎可以把土地增值的利潤全部獨吞。這就更加刺激他們尋求技術革命了。另外，人口的增加固然壓低了工資，但是封建控制的鬆弛使大量過剩人口轉向了手工業。因為城市手工業的利潤率更高，這也算是一種產業升級，使經濟變得更加多元化。比如，人口最密集、城市化最高的荷蘭地區，在17、18世紀時工資是最高的。英國到了18世紀緊隨其後。總之，西歐和英格蘭更依賴市場、依賴勞動生產率來提高收入水平。相對而言，這一地區的勞動者免於東歐式的封建壓迫，權利比較有保障，工資價格也比較高。更何況，後來西歐大量人口移民新大陸，不僅開發了新資源，也減緩了人口壓力。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大國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
由此可見，大國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就像亞當·斯密所說，如果一國的大部分人口貧困不堪，這個國家就不可能強盛。他還特別針對當時中國的狀況指出，中國之所以陷入長期停滯，一是缺乏自由貿易，二是權貴獲得了太多的保護，普通百姓則完全沒有受到保護。這樣的國家是沒有前途的。想想亞當·斯密的分析，想想他所預言的歷史，今天的中國，難道真會靠“保護富人”而成為大國嗎？
中國要真正成為大國，就首先要做到“人重”，即扞衛人的價值，保護人的基本經濟利益。“低薪陷阱”必然帶來“低技術陷阱”。所謂“襯衫經濟學”，和當年東歐的封建領主靠農奴的低勞動力成本而獲得貿易的“比較優勢”其實非常類似，最後只能靠給先進地區供應廉價低端的產品度日，根本不可能成為大國。所以，提高中國勞動力的價格，應該是當今改革的首要任務之一。
那麼，怎麼才能提高勞動力價格呢？政府一紙命令，制定一個最低工資標準，也許有必要，但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最好的手段是靠市場。不過，西歐的經驗告訴我們，市場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架構中執行。我們必須理解滋養市場經濟的政治架構。在這方面，中國的當務之急就是保護勞工的權利。
亞當·斯密曾非常精闢地分析到：資方和工人之間雖然是互相依存，但每當雙方在勞資糾紛中陷入僵局時，資方都能依仗更多的資源和積蓄壓制那些等米下鍋的工人。同時，由於資方經常得到政府的支援，勞工獲勝的機會就更少。這會導致勞工進行一些徒勞的暴力活動。但是，現代*政治則改變了這一切。工會成為了重要的政治力量，勞工的人數和選票也遠多於老闆。如果老闆利用資本優勢在工人的報酬上進行不公平的討價還價，即使工人們可能會在市場博弈中輸掉，但在政治博弈中則能贏回來。整個西方經濟在“二戰”後發展得最好、最健康，科技創新最多。這也恰恰是勞工的權利被保護得最充分的時代。看看美國三大汽車的工會和資方進行的談判，那些年薪十幾萬美元、身後有奧巴馬總統為後臺的工人還是弱勢群體嗎？僱用著一群十幾萬美元年薪的工人的總裁，和僱用著一群僅掙800元人民幣的月薪、每天超時工作、無依無靠的民工的東莞老闆，在對待技術創新上態度當然大不相同。這種不同，將對經濟發展產生長遠的影響。
我們不要忘記，中世紀以來東歐那種勞動者沒有任何權利可言的農奴制並不是不講市場經濟。相反，那些封建領主積極投身於市場，把所生產的廉價糧食販運到發達地區，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