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著手按計劃寫書，但是不管我怎麼努力，而書簡直在我手下分散開來。我怎麼也不能使材料連起來，融成一體，讓它自然發展。
材料鬆散。一些生動的段落互不連貫，上下不接氣。它們一個一個孤單單地楞在那裡，和那唯一能夠給這些檔案材料注入生命的東西，也就是和生動的細節、時代的氣息、跟我有密切關係的人類命運毫無聯絡。
我描寫水力機械、生產工作、匠人，我一面寫著一面深深感到悲哀，因為我明白了，當我對這一切還沒有自己的態度，當即使是最微弱的抒情的氣息還沒給予這些材料以生氣的時候，是什麼也寫不成的。總之，什麼書也寫不出來。
（順便說說，當時我瞭解寫機器必須和寫人一樣，要懂得它們，愛它們，為它們歡樂和痛苦。不知道別人如何，我總是為機器感受肉體的苦楚。就比方“勝利牌”汽車吧，當它用盡最後的力氣上一個陡坡的時候，我所感到的疲乏恐怕不下於汽車本身。這個例子或者不太恰當，不過我深信，假如你想描寫機器，那你便要象對待活人一樣對待它們。我發現優秀的工匠和工人就是這樣對待機器的。）
沒有比面對寫作材料一籌莫展再難過的了。
我這時感到我是一個在幹外行事的人，就好象我不得不去跳巴蕾舞或者編校康德哲學似的。
而高爾基的這兩句話：“不過不要丟臉，一定要帶回書來”，有時候刺著我。
而且還有叫我灰心的是，我神聖崇拜的寫作技巧的一個基本條件落空了。我認為只有能輕易地、不失掉個性地支配任何素材的人，才可以做一個作家。
我決定投降，什麼也不寫，離開彼得羅查沃德斯克，就這樣來結束了這個局面。
除了謝拉菲瑪·伊奧諾夫娜而外，沒有人可以聽聽我的傷心事。我本來準備跟她談談我的失敗了，原來她憑一種想必是老教師的經驗已經覺察到了。
“您好象我們中學裡那些儍丫頭在考試前一樣，”她跟我說。“光是一個勁往腦袋裡塞，弄得昏頭昏腦，也不懂什麼重要，什麼毫無用場，您不過是疲勞過度了。這寫作的事我雖然不懂，不過我覺得憑蠻勁是不頂事的。光把神經弄的非常緊張。這可不僅沒有好處，而且簡直危險。您別這麼一股火就走了。休息休息。到湖上轉轉，到城裡去逛逛。我們的城市很可愛，很樸素。也許會有點好處。”
不過我還是決定走了。行前，我上彼得羅查沃德斯克去了一趟。直到那個時候，我還沒看見過這座城市。
我沿著湖畔向城北走去，來到了城郊。破房子已經到頭了。前面是一片菜園子．在菜園子中間零零落落地點綴著一些十字架和墓碑。
有一個老人在胡蘿蔔畦上除草。我問他這是什麼十字架。
“這兒以前是墓地，”老人回答說。“這裡埋的好象是外國人。現在這塊地作菜園子了，墓碑都給拔走了。剩下的也放不多久。頂多到來年春天。”
墓碑的確不多——一共不過五六塊。其中的一塊有生鐵鑄的華麗而沉重的柵欄圍著。
我走近去。在毀壞了的花崗石柱上隱約可以辨出法文寫的碑文。高大的牛蒡差不多把這些碑文全擋住了。
我折斷了牛蒡，看見了：“查理·尤金·倫瑟維，拿破崙皇帝大軍之炮兵技師。一七七八年生於彼爾比南，一入一六年遠離故國歿於彼得羅查沃德斯克。願主賜他苦難的心靈平安。”
我明白了在我面前是一個異乎尋常的人的墳墓，這個人的命運很悲慘，並且明白了使我脫離窘境的正是他。
我回到家裡，告訴謝拉菲瑪·伊奧諾夫娜，說我要在彼得羅查沃德斯克留下來，然後立刻就到檔案所去了。
那兒有一個乾癟的小老頭，瘦得只剩了一把骨頭，一張皮，鼻樑上架著一副眼鏡，他過去是數學教員。檔案所還沒完全清理好，但老頭子管理得極有條理。
我把我的來意告訴了他。老頭子焦急得很厲害。他慣於開具枯燥無味的證明，主要是寺院戶籍簿的抄錄，而且就連這也是十年九不遇。而這一次要進行——次困難的有趣的檔案搜尋——尋找一切和這位不知道為什麼在一百多年以前死在彼得羅查沃德斯克的身世莫測的拿破崙軍官有關的材料。
我們倆——老頭子和我——都很擔心。能不能在檔案所裡找到倫瑟維的一點什麼蹤跡，按照這些蹤跡多多少少可以追溯他的生平？或者，我們什麼也找不到？
老頭子忽然提出他不回家過夜，要通夜在檔案所裡翻檔案。我想和他一齊留下，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