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李鴻章的“聖眷”，朝廷推恩，連番超擢，同治元年還是一個道員，如今已升到湖南巡撫，如果再調署江督，他的官運就好得不能叫人相信了。
其時信已看到結尾，錢應溥大有意會，不斷點頭：“噢，噢！原來真意在此！”
還沒有傳觀到下文的人，心急便問：“真意是什麼？”
看到曾國藩面色凝重，對輕率的議論有不以為然的意思，李鴻裔不敢造次，話到口邊，復又咽住，支吾著敷衍了過去。好在李鴻章的真意何在，雖有知有不知，曾國藩的用意卻是大家都明瞭的，他要推薦李鴻章以兩江總督兼欽差大臣，但以過去一直向朝廷這樣表示：“廟堂之黜陟賞罰，非閫外諸臣所宜干預，”不能出爾反爾，同時也礙著“牢騷滿腹”，虎視眈耽，雖已奉調閩督，卻還不能赴任的吳棠，更不便指名密保，因而以不肯回任作側面的擠逼，希望擠出慈禧太后一句話來：“既然曾國藩說什麼也不肯幹，那就叫李鴻章去！”
於是大家各散，錢應溥照曾國藩的意思，擬了一個折稿，細核清繕，派定專差，第二天午間轅門鳴炮“拜折”。曾國藩依然圍棋一局，寄煩憂於黑白之間。
但奉到的上諭，措詞懇切而嚴峻：“曾國藩為國家心膂之臣，誠信相孚已久，當此捻逆未平，後路糧餉軍火，無人籌辦，豈能無誤事機？曾國藩仰體朝廷之意，為國家分憂，豈可稍涉疑慮，固執己見？著即廩遵前旨，剋期回任，俾李鴻章得以專意剿賊，迅奏膚功。該督回任以後，遇有湘淮軍事，李鴻章仍當虛心諮商，以期聯絡。毋許再有固請，用慰廑念。”這“毋許再有固請”六字，已指明再無商量的餘地，否則就會在面子上搞得很不好看。
曾國藩無可奈何。安排瑣務，過了年自周家口動身，由陸路到徐州，走了十天才到。從李鴻章手裡接了印，師弟二人，細談西北的局勢——陝甘總督左宗棠尚未到任，剿西捻的責任，還在曾、李身上，而張總愚一大股已經逼近西安，朝命督催赴援，急如星火。
※ ※※
西路緊急，東路亦不輕鬆，任柱、賴汶光、牛洪、李允那些“太平天國”的“王爺”，落草為寇的捻軍，糾合馬步精銳，不下十萬之眾，在湖北安陸、德安之間，古云夢澤一帶盤旋，狼奔豕突，拚命想開啟出路。原為湘軍後隸淮軍的郭松林一軍，中伏大敗，李鴻章嫡系的“樹軍統領”，廣西右江鎮總兵周樹珊在德安陣亡。東捻屯兵臼口——鍾祥縣南九十里，臼水入口之處。據哨探諜報，正計議分兵三支，一支渡襄河入蜀，一支出武關會合西捻，一支屯在湖北聲援各路，只待過了年便要大幹一場。
不過，比較起來還是西路吃重，而且陝西巡撫又已換了恭王的好朋友喬松年，格外可以得到朝廷的支援，所以密旨不斷嚴催，要曾國藩兄弟，督促鮑超的“霆軍”，即速援陝。一到了陝西，不久就要歸陝甘總督左宗棠節制，曾左不和，並且左宗棠跋扈任性，看不起行伍出身的武將，為此，鮑超不願西去，託詞待餉，逗留在湖北不走。同時湖北巡撫曾國荃，一個摺子參倒了官文，革去湖廣總督，由譚廷襄署理，痛快倒是痛快，可是湖北的軍務便只有獨任其艱，也希望把鮑超留在省境。這一來，唯有另派援軍入陝。
曾國藩和李鴻章先顧眼前要緊，商量的結果，決定調老湘軍劉松山“壽軍”援陝。劉銘傳的“銘軍”二十營約一萬人，鮑超的“霆軍”二十二營約一萬六千人，此時都駐河南南陽一帶，限令剋日南，分路進剿屯臼口的東捻。
鮑超接到命令，知道可以不必去受左宗棠的氣，大為興奮，當時下令開拔，由樊城渡河到襄陽，沿漢水往南掃蕩。
“霆軍”的打仗，與眾不同，這是由於鮑超的性格所形成。他是四川夔州人，跟宋朝党進是一路人物——他的胸無點墨的笑話，與黨太尉也差不多。有一次從捻軍那裡俘獲四幅屏條，是董其昌寫的《江賦》和《海賦》，下款署著“臣董其昌奉敕敬書”，原為明朝大內的珍物。有個幕友欺他不識字，意存吞沒，騙他說這四條字沒有上款，不便張掛。鮑超認為不要緊，補一個上款好了。於是那幕友奮筆直書：“春霆軍門雅蜀”，見了的人，無不是想笑不敢笑。
這樣的人，自然只有胡林翼、曾國藩才能欣賞重用，而鮑超的報答知遇，也真是一片血誠。他帶兵只有八個字：“身先士卒，生死相共”，每次出陣，將官在前，士兵在後，也無所謂“戎裝”、“行裝”，紅頂子、雙眼花翎、黃馬褂，穿戴得極其輝煌，打仗就如上朝一般。也因此形成一種特殊的威勢，洪楊軍只見了翎頂輝煌，疾馳而至的部隊，便奔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