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定罪名，向來是有律依律、無律比附，這比附上就大有伸縮的餘地，如果比照長官失察的罪名，不過罰薪的處分，而沈桂芬擬的是“比照提督總兵徇情濫舉匪人例”。這是極重的罪名，提督、總兵奉命征剿土匪，受有賄賂，不剿而撫，保舉匪人充任官職，結果復叛，就像當年苗沛霖的那種情形，則此保舉的武官，丟腦袋亦不算意外。
罪名雖重，擬的處分卻輕，“降二級呼叫”，而輕中有重，“不準抵消”。罪名有時不怕重，哪怕革職，只要有機會，一道恩旨，開復處分，就可無事，如果“降級”而不得用“加級”之功抵過，那就非降官不可。沈桂芬是想了好久，才想出這麼一招“綿裹針”來治榮祿。
不僅如此，他還特地在折尾宣告：“此係察議，可否改為降一級呼叫，請旨辦理。”意思還是為榮祿乞恩。
“怎麼叫‘察議’？”慈安太后問。
“這是明載在大清會典上的。”恭王答道，“看情節輕重，斟量處分，叫做‘察議’。按律治罪，就是‘議處’。”
“提督、總兵徇情濫舉匪人，是很重的罪！”
“是。”
“這麼說，是擬得輕了？”
恭王一時答不上來。是輕是重，他肚子裡明白。榮祿一向走醇王的門路，他當然無所用其庇護，但私交也很不錯，似乎又該替他說話。就這躊躇之時，寶NFDA1越次答奏了。
“是。”他說，“回母后皇太后的話，這個處分，按大清律來說，是很輕的了。”
“既然已擬得輕了，就不用再改。”慈安太后很熟練地說，“依兵部原議。”
上諭未發，榮祿就已得到訊息，“哼！”他憤憤地說，“別樣都還罷了，折尾的宣告，不是貓哭耗子？我不領他這個情。”接著便請幕友擬奏摺“謝恩”，同時請病假，意思是不想再補降兩級的缺，當過從一品的尚書，再補上個從二品的缺，面子上未免難看。
這個要求當然能夠如願。事實上也解除了恭王的一個難題，因為文職正二品的缺極少，武職的正二品則是很多，像步軍統領所屬的左右翼總兵就是，但這是榮祿十年前的舊職，自然不便再派。此外則各省駐防將軍屬下，專管一城的都統，亦是正二品，榮祿既在病中，不便外放，就能放也嫌委屈。所以他的奏摺一上，交吏部議復時，恭王把它截留了下來，擱置在軍機處，根本不辦。
榮祿那裡，當然有好些人去慰問，翁同NFDA2 便是其中之一。然而空言無補實際，榮祿決定韜光養晦，等機會報仇。
慈禧太后的病，為了失眠和飲食無味這兩種徵象，始終去不掉，成了纏綿之疾，時好時壞，但就是好的時候，也是“多言則倦，多食則滯”，就算想問政事，也是力不從心。
大政事只有兩件，一件是對俄交涉，一件是籌議邊防和海防。備戰求和，則和戰在未定之際。曾紀澤雖遠在英國，對於廷議紛紜、舉棋不定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大計不決，交涉一定無功，因而他在倫敦，遲遲其行，只是與總理衙門函電往還，反覆討論，要先定出一個交涉的宗旨來，方願啟程。
和戰大計則不但朝中爭得很厲害，督撫中亦分成兩派。主戰的勢孤而氣壯，那幾乎就是左宗棠一個人。主和的則人多而情虛，因為主和便好像是退縮、懦怯，一定捱罵，因此為頭的李鴻章，只能跟恭王密函商酌。兩江總督劉坤一奉召入覲，過天津時曾有一番密談，決定諫勸持重，理由是海防不足恃，萬不可開釁。他們一方面分別上奏，請寬減崇厚的罪名，以為轉圜之計，一方面由李鴻章側面鼓勵英國公使威妥瑪出面調停中俄糾紛。
第一部分柳堂死諫第21節慈安聽政（2 ）
主和派漸漸佔了上風，在翁同NFDA2 的全力遊說之下，連一向態度最激烈的醇王，也改變了主意，不主張遽爾決裂。同時，在籍養病的郭嵩燾，也上了一個奏摺，洋洋數千言，分析對俄交涉的事理，主張遣派專使實地調查，伊犁儘可暫緩收回。崇厚的罪名，應當符合萬國公法的規定。而且很不客氣地說：“廷臣主戰乃一隅之見。”
由於郭嵩燾的精通洋務，他的意見，自然受人重視，因而主和派的聲勢越振。原來主戰的高談闊論，主和的曲曲調停，有各行其是、不相為謀之勢，此刻則以開議無法再緩，而崇厚的能否免死，便成了和戰大計中的一個關鍵。就在這時候，鮑超奉召入京，他的出處，又是和戰大計的一個表徵。因而主戰主和雙方，無不注視慈安太后召見鮑超，作何表示？
鮑超還是第一次進京。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