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興修三海和萬壽山的訊息以外，朝中當前的要政，便是理財，說得更明白些，是如何增加戶部與內務府的收入。而在這方面，慈禧太后有她的一套主張，與善於理財聞名的閻敬銘的看法，格格不入，君臣之間，常有齟齬。
慈禧太后最熱心的一件事是恢復制錢。京中原用大錢，恢復“一文錢”的制錢，便須辦銅鼓鑄。為此曾特地召見戶部尚書翁同龢，面諭該籌三百萬銀子，採辦洋銅。翁同龢自然面有難色，慈禧太后便又表示，預備將宮中數年節省下來的“交進銀”發交戶部，作為“銅本”，以示率先提倡。
這一來翁同龢只有硬著頭皮，答應下來，出宮就去看閻敬銘談錢法。閻敬銘大不以為然，簡單扼要地指出，行使制錢，必先收回大錢。私鑄的大錢，分量極輕，盡以輸入官府，豈不是白白便宜了奸民，苦了小民？同時京師錢鋪，以“四大恆”為支柱，維持市面，功不可沒。收大錢、行制錢，造成動亂，“四大恆”恐怕支援不住，那時市面大亂，將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話是一針見血之論，然而醇王亦是打著如意算盤，滿心以為三百萬銀子的洋銅，可以鑄成值六百萬銀子的制錢，一轉手之間，憑空賺了三百萬銀子，修園就不須再動用海軍經費，豈不大妙？
閻敬銘執持不可，說值六百萬銀子的制錢一發出去，錢多銀少，必致錢賤銀貴，用制錢的是升斗小民，用銀子的是達官貴人，結果苦了小民，樂了貴人，那就要天下大亂了。
話說得太率直，醇王大起反感，認為制錢的使用，有各種方法，決不致引起市面混亂。接著又提到王安石的變法，法並不亂，只是無謂的阻力太大，以致不能暢行其法，引經據典，論古證今，雖不能自圓其說，但要駁他卻很困難。
反覆研究，最後終於有了成議，籌款照籌，洋銅照購，購到以後，在天津、上海兩地用機器鼓鑄，鑄成存庫，三年以後，察看情形，再定行使之法。
這是個不徹底的辦法，明明是敷衍公事。照此辦法，不僅不能在制錢上生利，而且先要墊本三百萬，三年以後，方有收回之望，這是什麼算盤。
慈禧太后因此大為不悅，召見醇王，說他為戶部堂官矇蔽。同時又談到不辦洋銅，而整頓雲南的銅礦。這個訊息一傳，有人替繫獄的唐炯高興，認為他的生路來了。
唐炯是因為中法戰爭中，在雲南擅自退兵，被逮到京，定了斬監候的罪名。轉眼冬至將至，如果“勾決”在內，便活得不多幾日了。
唐炯繫獄已經兩年，去年不在勾決的名單之內，得以不死，但亦未蒙特赦，所以看樣子這一年是逃不過的了。他本人倒還泰然，這年夏天在獄中，寫了一部自己的年譜，一切後事亦早有交代。不過他的家族親友，當然還要盡營救的全力，尤其是整頓錢法的詔旨一下，有了一線生路。因為唐炯在四川服官多年，久有幹練的名聲，以後為他的同鄉前輩丁寶楨重用，整理川鹽，頗著成效。再則，他又當過雲南的藩司與巡撫，如果能用他去經理銅礦的開採與運輸，可以說是人地相宜。而且雲南採銅所下的本錢，一向是由四川鹽稅項下撥給，凡是這種“協款”，出錢的省分，總是萬分不願，想出種種理由來拖延短解，而如唐炯在雲南，四川就很難耍什麼花樣去“賴債”了。
所苦的是貴州在朝中沒有什麼煊赫的大員，這番可為唐炯出死入生的建議，很難上達天聽。他的故舊至好，只有另走門路，先是託閻敬銘，而閻敬銘慈眷在衰落之中，自覺建言碰個釘子，反使別人難以說話，所以指點轉懇醇王。誰知醇王也怕碰釘子。李鴻章、左宗棠、丁寶楨都曾為唐炯乞過恩，請棄瑕錄用，結果這些奏摺或附片都留中不發，可以想見慈禧太后對此人如何深惡痛絕！越來越小心謹慎的醇王，當然不肯插手管這個閒事，因為當初主張重懲唐炯、徐延旭的，就是醇王。
冬至將到，勾決期近，唐炯的同鄉親友，都已在替他備辦後事，而他的家人還不死心。唐炯的兩個兒子唐我墉、唐我圻都在京裡，每天鑽頭覓縫，想保住老父一條性命，卻是到處碰壁，最後碰出一條路子來了。唐我圻經高人指點，備辦了一份重禮，特地去拜訪立山，磕頭求援。
“不敢當，不敢當！”立山跪下還禮，扶起唐我圻說：“尊大人的罪名是判得重了些。現在我可以替你託一個人去試試看。不過話說在前面，所託之人肯不肯管，以及管了以後，有何結果？都不敢說。萬一不成，你不要怪我。”
“是，是！立大人這樣幫忙，我們父子已經感激不盡。盡人事而後聽天命，如果立大人盡了力，依舊無濟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