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在做工，農民照舊在種田，學生們沒事情幹了，逍遙。那時節連個正式的政府都沒有，自由到百無聊賴。我們還是天天往學校裡跑，侃大山，傳小道訊息，從圖書館偷書看，遊野泳。青春意識也萌動啦，如果一夥男生走在路上，迎面來了一夥女生，那就——都緊張得如同大兵壓境，誰都不說話，喘氣也有點兒急。像現在的新人類打情罵俏、鑽小樹林、書包裡帶避孕套，那我們不敢，那時候是流氓分子才那麼幹。如今流氓不叫流氓了，叫新人類了，但我們也老了，老到快要不算人類了。
可是，好日子在1968年冬，突然結束了。12月22日，三九嚴寒，喇叭裡的聲音又開始震盪山河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弄再教育，很有必要。”得，二話別說，學生哥，走吧。
那時候的孩子，傻呀。現在的少壯學者們說起這件事情，心都在流血，可我們那時候樂著呢。再見吧，學校。再見吧，頭腦僵化的父母。兒女們就要遠遊了，一去不復返。父母呢，那時候也傻，不知道這一送就把孩子給送地獄裡去了。那時候一幫孩子，初中一年級的程度，數學才學到二元二次方程，物理、化學一竅不通，文學水平僅僅能做順口溜，肩不能擔，手不能提，這不就是廢人一個嗎？把這樣的孩子送到農村幹苦力，那不就是毀你沒商量嗎？
可我們那時候犯愁的不是這個，是誰跟誰一塊兒下去。那時候，其實是挺自由的，誰跟誰組成集體戶，全憑自願。就是說，你可以自願選擇同伴，現在的少壯學者，起碼還做不到能自由選擇同事，但我們那時候能。雖然那時候哈耶克的光輝還沒開始照耀中國。
我和我們班的幾個同學，在即將下鄉的前夕，突然陷入了大尷尬。那時候班級裡有30來人，有10來名不跟本班同學結伴，自己想辦法走了。其餘的，有10來名老爹是幹部、自己也曾經是班幹部的，組成了一戶，可以稱為“精英戶”吧，也走了。最後剩下10來個，沒人要了。
組戶是秘密進行的，組織好了以後，跟工人宣傳隊和班主任一說，當即就獲批准。那時候學校有工宣隊，大老粗也來管學校，不過這幫爺們兒還算文明，都戴著白線手套，跟山本五十六似的，很利索。工宣隊也替精英們保了密。等精英們一走，我們這些臭魚爛蝦才知道內情，都懵了，敢情造反造了半天，精英還是精英，白丁還是白丁，革命黨人終究是不要阿Q的。憤怒、屈辱，籠罩著年輕的心，大夥鬱悶了好幾天。家長也跟著急——我們的孩子怎麼沒人要啊？
革命形勢卻是刻不容緩，1月底之前，各中學所有的學生都要走完。臭魚爛蝦們更絕望了。
這時候，班主任出手相助，先聯絡好了六個男的臭魚，兩個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兩個工人家庭出身的，兩個小市民家庭出身的。又幫助我們聯絡好了四個女的爛蝦，全是工人家庭出身。男女魚蝦們一湊，雖然彼此都不甚滿意，但同仇敵愾，管不了那麼許多了。當場立盟，同生共死，殺奔農村。
那個時候工宣隊也是高效率，比給加西亞送信的那傻冒兒差不了多少，立馬下鄉去給我們踩點。好地方都給先下的集體戶佔了，工宣隊是真急了，先北上前郭爾羅斯，回來後跟我們直搖頭，說：“不行，太窮，鹽鹼地。”然後又跑。兩天後，喜訊傳來：在東南方向的延邊自治州、也就是長白山下，找到了一塊寶地。
男臭魚“小迷糊”最先知道的資訊。那天我們正在操場上，小迷糊跑過來，喜形於色，拿筆在手心上寫給大家看：“延邊敦化縣官地公社東甸子大隊十小隊”，大夥像搶橄欖球似地圍著看，完了就回頭去找地圖，確定方位。那興奮，簡直就像當年有志青年找到了……行了，不說了。那時候的孩子，蠢啊，該哭的時候，都高興的像摸獎摸著寶馬車一樣。
從此，這個“官地”，這個“東甸子”，在地圖上處於鬱鬱蔥蔥一脈綠色上的圓點，就成了我人生的第一個驛站。
我們是1969年1月17日下的鄉，在此之前的一個多星期，是我們東甸子集體戶臭魚們極度亢奮的時期。我們有聯絡站，聯絡站設就在龔本輝家裡。老龔體魄健碩，但手腳卻不大靈，體育上不行，也是個廢物。他老爹是軍醫大的教授，這個出身很微妙，既臭又香，但終究被精英們拋棄，跟我們混到一起來了。他氣不過，要幹一番給人看看，自然成了我們一夥的頭兒。在風情方面，他開化得又比較早，已經談過兩年戀愛，因此負責跟女生聯絡的也是他。女蝦方面也有個頭兒，叫關美玲，人如其名，漂亮得讓人不敢直視。男女魚蝦們在嚴峻形勢下，早已拋棄了封建禮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