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得不錯，階級陣線上胡裡八塗。這工作服一穿，鬆鬆垮垮，還真有點兒工人樣兒。那時候工人挺牛，主人哪！一穿上工人衣服是不同，走在大街上人都瞧我：這小童工還挺精神啊！
現在想起來，那廠子整個是一手工作坊，八成是街道辦的。有幾個技術上過硬的老工人，都三、四十歲吧，剩下是一幫老孃們。說老孃們，是我那時的眼光，其實沒多老，二十五六而已。以我今天的眼光看，那就是含苞欲放的花（我那時太不會看人）。她們整天嘰嘰喳喳，張家長李家短。我們去了，她們就研究誰家有錢、誰家官兒大。對家裡官兒大的，挺尊重。對家裡有錢的，挺蔑視（是嫉妒也說不定）。這些問題都不大，因為都擱不到桌面上來，心照不宣而已。主要是那個時代品評人，有個重要標準，是能幹不能幹，就是手巧不巧。笨手笨腳的人最受歧視。像現在的這些小孩兒，嬌生慣養，要擱那時候就得讓人歧視死，不等考上清華就得自個兒窩囊死。我就是個天生的笨人，給文具製品刷漆，弄得滿身是油漆，人一看就是個廢物。那時候沒讓人給窩囊死，還真是因為心理素質還比較好。
這手工作坊嘛，就談不上什麼規範了，工人等於工匠，技術標準就是手藝。倆老工人，一個喜歡刷薄漆，一個喜歡刷厚漆，這個看著合格的，那個看著就不合格。我們也不傻，刷厚了就交給愛厚的那師傅去檢查，刷薄了就交給愛薄的那師傅去檢查——準成。那年頭，老工人厲害，一看你刷的不好，臉一拉，跟現在的老闆似的，要吃人的樣子。想起來，我們那時的小孩兒也挺不容易，那麼小，就得看人臉色。工廠雖小，倒像模像樣，有黑板報，籃球場。廠子給工人發工作服、勞保手套。這些東西工人用的省，用不了的，自己拿廢品站換錢去。總的說，工人還是窮啊，多一毛錢是一毛錢。
日子就這麼過，乾乾活，工間休息打打籃球，下午休息還讀讀報。那報紙內容本來就沒意思，還正經八本地念，擱現在看，撐的八成是！
說話來到“五一”節，休一天，緊接著就上班，估計是接到了訂單。廠裡那時候，就有點兒市場經濟意識了。可這個“五一”節，不大平凡。“戲匣子”（收音機）裡播了一篇《人民日報》的文章《評“三家村”》，作者叫姚文元。什麼是“三家村”呢？那是《北京晚報》的一個專欄名，叫“三家村札記”。作者有三個：吳晗、鄧拓、廖沫沙。仨人全都大名鼎鼎，是學者、報人、雜文家。我們那時候小孩兒，不知道誰是誰。但從那一天起，我一輩子就忘不了了這仨名兒了。那時候電視不普及，廣播還挺普及，街上就有大喇叭，天天早上“東方紅”的曲子一放完，就播社論。好傢伙，氣壯山河啊，那是什麼播音員？“中國第一播”！從那天起，倆播音員，一男一女，點誰的名兒誰死。
大喇叭一響，你就聽吧：“評三家村……評三家村……”帶回音的，這就叫“山河震盪”。5月2日干活兒的時候，一老工人就唸叨開了：“我聽廣播說怎麼回事兒？出壞人了？吳晗、鄧戳……”一老孃們就搶白他：“什麼鄧戳？鄧拓！看你那耳朵！”
起風了，我們卻不知道，每天早上照常夾著飯盒上工去。斯大林大街四排大白楊樹剛發綠芽，用陝北話講，“綠個纓纓的”，好看。每天的程式還是刷油漆，打籃球，讀報紙，看老工人臉色，聽老孃們瞎掰。過了半個月，學校忽然給我們下了緊急命令：回校學習文化大革命理論。
撤！那時節，漫卷詩書喜欲狂啊！再見了，工人老大哥。再見了，碎嘴子老孃們兒。你們就好好的刷漆吧。一老孃們兒神色黯然地說：“你們這就走啦？我們還得在這幹一輩子哪！”我聽出這是真心話，但那時體會不出，裡邊含有多少辛酸。我當時還想呢，幹一輩子工人有什麼不好？主人哪，多自在，還能給別人臉色看。
終於熬到頭了。工作服，沾了一身臭油，扔了！書包背好，上學！不過，學校還是那個學校，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我們的日子可不同嘍。就在我們重新跨進校門時，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大折騰，已經開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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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場大折騰，一傢伙就延續了兩年多還沒完。當武鬥、遊行、大辯論都漸漸塵埃落定時，我們已經從13歲小孩變成16歲小孩了。那時我們還不知道，我們這一生，就這麼，已經成了廢品了。你想啊，中學一年級還沒上完，所有的教育就全部停止，放到現在，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嗎？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思想的成熟度，在某個意義上，好象就永遠停止在13歲了。
1968年，那真是好日子啊。派仗不打了，工人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