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信這一事實。
導彈差距
同一個不開放的、侵略性的社會相比，需要多大力量才足以應付，為確定這個問題，產生了通稱為“導彈差距”這一爭論。在1957年蘇聯導彈試驗成功以後，這場爭論便迅速在政治舞臺上出現了。現在我們可以來觀察一下這場爭論：
·與某些民主黨人在1960年提出的指責相反，艾森豪威爾政府對蘇聯導彈前景所作的官方情報估計，並未因出於政治上或預算上的考慮而降低調子。
·與某些共和黨人在1961年提出的指責相反，民主黨人前幾年就“導彈差距”即將到來發出的警告是誠懇的、很有理由的。這種預測並不是騙人的政客或是那些明知自己是杞人憂天然而卻渴望獲得撥款的空軍官員們虛構杜撰的。這種差距預測之所以產生，大部分是由於軍界和文官犯了過於老實的錯誤，而這種預測又被共和黨官員們和民主黨參議員以及不抱黨派偏見的專欄作家宣揚開來了。
·艾森豪威爾在196O年貶低“導彈差距”的危險是正確的。肯尼迪在1961年加強我們的導彈計劃也是正確的。事實上，兩位總統在毫無根據的憂慮的促進下，著手集結起的具有高度優勢的導彈力量，防止了出現任何差距。
許多爭論是因為對同一個詞作了各種不同的解釋而引起的。對某些人來說，“導彈差距”指的是各國當前所作的導彈努力的比較，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指的是未來所作的導彈努力的比較。有些人只談論洲際彈道導彈，而有些人則談論所有的導彈。有人拿導彈的絕對數字作比較，有人則提出一個包括技術、易受損害的情況、發射系統和侵略者所能佔有的便宜等的較為現實的等式。
如果“導彈差距”這個詞指的是1957年蘇聯在火箭和推進器方面的領先地位，指的是把這種領先地位轉變成世界上第一支具有相當規模的洲際彈道導彈力量的能力，或者指的是蘇美兩方任何一方所擁有的各種大小和各種射程的導彈的總數，那麼“導彈差距”顯然在有一時期內是存在的。但是如果這個詞指的是蘇聯以導彈為基礎的全面的軍事優勢——透過第一次打擊就能把美國的報復能力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而言，那麼“導彈差距”顯然始終就不存在。
然而甚至後一種差距也可能存在過，對這種差距的關注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蘇聯在1957年成功的導彈試驗及隨後的空間成就，赫魯曉夫關於正在大批生產導彈的叫囂，他的新的好戰姿態及核訛詐的癖好，凡此種種似乎全證實了五十年代後期美國情報專家們最大的憂慮。這些專家認為蘇聯人將謀求建立一支佔優勢的第一次打擊力量，因為他們擁有這樣做的工業和技術能力。一些毫無偏見的委員會提出的一系列秘密和公開的報告中全一再提到了這些憂慮，它洩漏給了一些專欄作家和國會議員，而在幾位高階將領的證詞中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支援這種觀點。艾森豪威爾總統和他的幾任國防部長都說，蘇聯在遠端彈道導彈發展的某些領域中，至少在數量上領先是很可能的。同時，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在1959年舉行的秘密會議上聽取了國防部長麥克爾羅伊的意見之後指出，該委員會的情報預測是蘇聯到1962年年底可能以三比一領先。
但是在1960年5月1日U－2高空偵察機停止飛行之前，它們攝下的照片表明，赫魯曉夫是在虛張聲勢。顯然，他的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作為一種大量生產和部署的武器，代價太大、體積太笨重、太容易受到攻擊。因此，他決定只生產極少量這種導彈，而去抓緊部署以歐洲為目標的中程導彈，一面發展質量較高的洲際彈道導彈。
但是1960年是一個競選年。人們抱著懷疑的態度看待共和黨人貶低導彈差距問題的企圖。肯尼迪和他依靠的參議員所掌握的一切證據都表明，形勢是危險的。在預選和秋季競選運動期間，肯尼迪很少提到蘇聯導彈的“優勢”，即使談到，大多也非常慎重，而且總避免舉出確切的日期和數字，只引用無黨派專家的看法，同時強調說，美國在軍事力量方面仍然是強大的，雖然未來會有危險。他說，日期和數字方面說法的矛盾，只是程度的差異，對此，他不想多說什麼：“我只是說證據是強有力的……我們無法把握我們未來的安全，正如我們不能確定未來有什麼災難一樣。……如果我們在一個動盪不定的時代犯錯誤的話，我寧願我們為安全而犯錯誤。”
U－2飛機偵察來的全部證據，在肯尼迪…尼克松競選運動開始之前就已經送進來了。但是在為肯尼迪安排的中央情報局及軍事情況的彙報中卻始終沒有向他提供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