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在檢查一下通訊聯絡系統。你那邊情況如何？”不過，他對所有這些專用電話的價值和用途依然有點懷疑。
核威懾力量
肯尼迪在三年中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也是美國在和平時期規模最大、發展最快的軍事力量，它一共花費了約一百七十億美元的追加撥款。正如他所指出的，這就為他提供了一個可以發揮“從最大規模的威懾力量到最微妙的影響”的多方面的武器庫。最大規模的威懾力量是我們的戰略核力量。從1961年3月發表第一篇國防諮文開始，總統就急劇地加強了由潛艇發射的北極星導彈和地下發射的民兵式導彈的生產和發展。他在強調這些武器的倖存能力時，既強調了發現並摧毀這些武器的任何企圖都是徒勞無功的，又強調了這些武器的第二次打擊的、非挑釁性的、有充裕時間使用的特點（例如，它們與前幾年部署在蘇聯附近的丘闢特導彈是截然不同的，丘闢特導彈易受攻擊，是需要總統即時作出發射決定的易被摧毀的目標）。在競選運動中，他曾發出警告說，要防止“引誘”蘇聯領導人，使他們認為“有可能在一次巨大的'珍珠港式襲擊'中把我們的飛機和缺乏防護的導彈在地面上摧毀掉”，所以這時他把更多的核武裝的轟炸機——在遠端導彈計劃完成之前，這是我們的主要威懾力量——置於十五分鐘內即可出發的戒備基礎上。
比這些武器的增加更令人安心的是，對“威懾力量”的精確含意和需要作出了更為明確的解釋，即：這是一支相當大的核力量，足以保證：（1）總的說來，透過使敵人看不到任何獲勝乃至生存的前景，給予敵人營壘中任何一個通情達理的決策者以儘可能強烈的刺激，使他不致於發動進攻；（2）具體說來，按照最悲觀的設想，使能夠頂得住可能發生的最嚴重進攻的我們那部分武裝力量，（a）倘有必要的話，能夠摧毀侵略國的城市和人口；（b）能夠摧毀其餘下的絕大部分軍事力量，同時仍然能保持我們自己的一定的後備力量，使敵人確信，他們既不能完全摧毀我們，也不能贏得戰爭。
懷疑論者問道，這種威懾力量怎樣用具體數字來確定呢？所有各種因素都是變幻不定的。但在合理範圍內，麥克納馬拉第一次作出系統性的努力，即根據我們對蘇聯進攻力量的規模和性質以及對我們自己的報復力量的作戰能力作出最精確的估計，在此基礎上計算出威懾力量的水平。這些計算中所運用的估計是根據公開的報道、蘇聯變節者的彙報，以及現代化的和傳統的情報方法作出的。
在我們的預算審查會議上，麥克納馬拉實際上承認，他同意使核力量超過純威懾作用的水平，這樣萬一威懾失靈，限額以外的核力量便可以用來限制蘇聯作進一步破壞的能力。不過，他和肯尼迪一致認為，如果走得更遠乃至進一步去謀求“第一次打擊”的能力——從理論上說旨在使敵人不能嚴重損害我們，這是空軍某些部門所鼓吹的——不僅是不必要的浪費和挑釁性的，而且實際上也不是切實可行的。敵人總可以保護或隱蔽起足夠的導彈力量，使美國至少有三四千萬人死亡，特別是使用更多的潛艇發射的導彈的話。同時，當敵人看到我們增加軍事力量時，他們也可能增加其本國的軍事力量，從而輕易地便抵消了我們要超過他們的企圖。
在認識到失發制人的第一次打擊或最大的“反擊力量”的能力是不可取的同時，肯尼迪和麥克納馬拉比別人更清楚地看到了一場無休止、無限制的軍備競賽所帶來的那種不安全感以及應各軍種首長的要求不分青紅皂白增加價值數百億美元的核武器的浪費情況。“為了使威懾力量奏效……我們的需要應有了個限度，”總統說。“當我們談到能夠在核戰爭中使用百萬噸級當量的核爆炸力時，我們實際上就是在談到毀滅。用核武器去打擊目標，難道必須用上許多次才有效嗎？”他指望削減防禦費用，以便把更多的撥款用於國內需要。
但是對威懾力量的這些估計也使肯尼迪和麥克納馬拉清楚地認識到，單方面裁軍是愚蠢的，而那些人抱怨說我們已擁有足夠的核殺傷能力，可以殺死好幾倍蘇聯人的說法也是不恰當的。因為作為一個第二次打擊的國家，我們的安全要求有足夠龐大的軍事力量，可以經得住第一次打擊而仍然能有效地進行報復，因為我們的戰略需要有足夠的武器來摧毀敵人的一切重要目標，威懾力量足夠與否就沒有絕對的標準了。此外，威懾力量的概念不僅指的是要具有優勢力量，而且要佔有一定程度的優越地位。當這種優勢為人們所知道——肯尼迪政府採取了史無前例的步驟來使人們知道——就可以使所有的盟國和敵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