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捐贈大筆款子的人主要是擁護尼克松的，而捐贈小額款子的人則認為肯尼迪的財富使他們的捐贈顯得無足輕重。兩個黨都知道，如果競選失敗，那就是最勞民傷財的，而勝利者則決不會一直窮下去。共和黨人準備承擔——而且是承擔了——超過1952年和1956年為艾森豪威爾競選所花費用的水平。肯尼迪缺乏他們那樣的收入來源但是又需要同樣的競選財力，他準備承擔——而且是承擔了——美國政治史上最大的競選赤字。“兩黨在全國性的競選中都花了一千萬以上的美元。肯尼迪後來談到他的競選班子時說：”他們花起錢來就好象我們肯定會贏一樣。“到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開過以後，他的競選費用已經超過贈款二十多萬美元了。這次代表大會後他接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時，又承襲了大約七萬美元的債務。到1961年三月他就任總統時，民主黨的債務已經上升到近四百萬美元。
與此同時，我們正在著手準備去應付宗教問題。我們知道，宗教問題並沒有消失。參議員說，“這是一件一直使人感興趣的事。我們在西弗吉尼亞州所做的就是防止它成為唯一的爭端……但是……這個問題會再度出現的。”
代表大會結束以後，我立刻向競選經理羅伯特·肯尼迪建議。我們的總部裡應該有一個“社團關係'部，專門負責消除宗教上的對立情緒的工作。他同意了。我找來了詹姆斯·瓦恩主持這項工作，他是全國教會委員會的一個能幹、勤勉的辦事人員，在西弗吉尼亞州預選時我曾和他一同工作過。在隨後的競選運動中，瓦恩同兩個助手和兩個速記員一起，每週答覆了六百至一千封有關宗教問題的信件，其內容從極有思想性的到最粗俗不堪的都有。他幫助澄清了肯尼迪在所有國家與教會問題上的立場。
最後，我們在開始的幾星期中還忙於組織“智囊團”。史蒂文森和鮑爾斯全被聘任為外交政策顧問。
侯選人的演說
我並不想說在競選過程中起草和發表的演說都是辭藻優美和含意深刻的典範，亨利·史汀生有一次說過，“一個人的競選演說，不是一個友好的傳記作者進行研究的適當材料。”約翰·肯尼迪不會願意人們單單根據我們巡行全國時日以繼夜地苦心搞出來的演說去衡量他——我也不願意這樣。而且在絕大多數場合，他甚至不按準備好的講稿講話，有時他自己插些話或作些解釋，對講稿略加變動，更經常的是大量更改，甚至全部更改。當某句話在某地證明效果良好時，那末不管這句話是預先擬就的還是臨時修改的，他在下一次和以後許多次都會使用它的。
這些演說一般都言之有物、直截了當、具體明確。①它們總是簡短的——在白天停留的地點通常只講五分鐘，在當天的主要集會上也不過二十分鐘，而且早在聽眾滿座之前就已經結束了。演說速度很快，沒有什麼裝模作樣，也不常停下來等人鼓掌。這些演說給人以關切與自信的感覺，顯得非常瞭解情況，不屑於蠱惑人心。還有一種冷靜而果斷的領袖氣度。這些演說顯得自信，但決不是妄自尊大的。7月間他對一個採訪者說，“我參加的這場競選將要表現出……美國在六十年代的責任……‘和’我何以認為我和民主黨……可以比尼克松先生把工作幹得更好……‘他是’一個難以應付的候選人一＇但是＇我毫不懷疑我能夠擊敗尼克松先生、”
①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把這次競選的全部演說都刊印成冊。此後，那些為後來的侯選人起草演講稿的人中有好幾個對我說，這些材料對他們有很大的借鑑作用。
和尼克松先生不同，參議員幾乎在每篇演說中都力圖抓住一個新問題或一組新問題來談——從不發達國家談到美國的失業問題，從我們在外層空間研究方面的落後談到我們市內空地的缺少，從軍備問題談到裁軍問題，從青年問題談到老年人問題。但是這些提出的題目，無論只是數語帶過的，還是在通篇演講中加以強調的，往往只是作為他在那年秋天歷次演說中所竭力鼓吹的一個主題的陪襯而已，這個主題就是；六十年代對美國的安全，美國的威望和美國的進步所提出的挑戰。他一次又一次宣稱，“現在是使這個國家再度行動起來的時候了，”在他最初的一些演說稿中，參議員總是把這句話或它的不同提法插到裡邊，所以後來我們便把這句話放進他的所有演說稿裡去了。
他知道，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之間觀點上的分歧——在空間、防務、社會福利和一切其他問題上——可能比尼克松和肯尼迪之間的分歧還要大。但是他同樣知道，而且私下還直率地承認，如果憲法允許艾森豪威爾爭取第三次連任的話，那末沒有一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