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是把所有稅率一概增加百分之二，或是把每人所繳納的稅按比例增加7。5％——的主意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這個辦法應用到個人和公司方面，則只打算實行一年的時間。
總統很喜歡這項辦法，認為它是要求所有美國人和應召人伍的軍人一起，共同分擔危機所帶來的責任的手段。司法部長很喜歡它，認為它是對那些自問能為國家做些什麼的人的一項答覆。外交政策制定人也很喜歡它，認為它明確表達了美國人的決心。狄龍部長雖然有一點勉強，起先卻也很喜歡它，認為它是走向平衡預算這一原則的一個步驟。參議院領袖曼斯菲爾德很喜歡它——他對總統說，這“在政策上是正確的，在政治上也是明智的”——同時認為沒有理由把它限制為一年。只有經濟顧問們反對增稅，他們認為要使經濟穩定增長，稅收已經太高了。由於他們不參加討論柏林危機的會議，我答應代表他們在會上發言。
我們第一種意見認為，關於會發生搶購的威脅的說法，是言過其實的——經濟方面相當蕭條而商品供應又很充足，可以吸收消費方面的這一小小的增長——萬一出現緊急情況，那就只要總統行使增加稅收之權就解決問題了。但是這種主張遭到駁斥，認為它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
第二種意見是，指出所提出的增稅在1962年1月1日以前不會生效——增稅的收入有一半以上不會在使用這筆新費用的1962年財政年度內兌現，而要在1963年財政年度內才能獲得——並且總統只要咎允，如果（僅僅是如果）他不能提出一份平衡的1963年度財政預算的話，他才提出在第二年1月增稅的提議。雖然這樣做會使我們在下一年編制財政預算時受到限制，但這卻比在經濟恢復過程中增稅要好得多，因為我們決心不顧一切想出各種辦法來使這份預算顯得是平衡的，並放棄了徵收新稅的一切想法。我們還指出，總統可以向國會強調那些要求國民作出犧牲的許多提案被國會擱置的情況，其中包括提高郵資，杜絕逃稅和由企業預扣股息所得稅等。這時，狄龍部長出面贊同這一意見，總統則勉強同意了，因為有人指責他在作了響噹噹的就職演說後，沒有就要求國民作出自我犧牲的問題發出過具體的號召，他對這種指責仍然很敏感。
這時候，反對派提出了一個新方案：作為要國民作出自我犧牲的一種辦法，為什麼不從國內預算的新開支專案中，扣除掉一筆相當於新增加的國防費的金額呢？這個辦法最初也獲得總統的贊同。但是我們這時在內閣中某些“內政”官員的支援下爭辯說，這種做法將意味著共和黨一貫的說法——我們無法做到“既要大炮又要黃油”——是對的了。這將證實他們的懷疑，認為我們並不需要我們所要求的全部款項；這將破壞我們自己的主張，即說我們國內經濟、衛生和教育的實力是我們海外實力的支柱；這將開創一個先例，使反對這些內政計劃的人經常能以某種緊急事態為藉口進行攻擊；而且它實際上將使赫魯曉夫能夠判斷我們國內預算的規模和我們經濟復甦的強度。此外，總統拒絕接受大規模的公共工程計劃，部分原因不正是由於那筆額外的國防費用將取代這個計劃所佔的位置嗎？
始終存在的問題
結果，總統站到了我們一邊。他認識到他在經濟方面面臨著根深蒂固的呆滯局面，這種局面提出的問題比單從衰退走向復甦具有更加嚴重和更加長期的性質。就某種意義來說，他所遇到的問題同三十年以前羅斯福所遇到的問題很相象。在三十年代，尋找工作的人面臨著就業機會特別少的局面。在六十年代，潛在工人的人數特別高，遠遠超出了可提供的就業機會。除非經濟增長得很快，足以象人力資源的增長那樣迅速地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來，否則就不可能結束衰退的反覆出現，甚至在繁榮階段中也會出現較高的失業現象。從1947年到1962年，民間勞動力增加了近一千二百萬男女，而就業的機會只增加了一千萬個位置。總統說，結果，按照願意工作而不能找到全日工作的人來計算，即使在繁榮的年代裡我們損失的工作時數也要達到“驚人的十億個工作日，等於全國整整三個星期完全停止生產、服務和發薪。”
在白人熟練工人的失業人數降低了以後，非熟練工人、黑人工人和青年工人的失業人數仍然很高。在新興工業部門和服務性行業的就業機會增加了以後，老的工業部門如煤炭、紡織、鐵路和其他部門的就業機會卻減少了。經濟學家把這種失業現象大半稱為“結構性失業”，悲觀主義者則說，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每次衰退之後，情況總是變得更糟。
約翰·肯尼迪的富有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