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力過剩的地區。他把一個建設郵政局的長期計劃壓縮到頭六個月內來完成,他提早發放了十億美元以上的州建公路補助經費,他提高了農產品的價格補貼並予以提前支付,他還加速分發了應予退還的稅款和軍人的人壽保險分紅。為了擴大信貸和刺激房屋建築,他下令降低聯邦住宅管理局擔保的貸款所規定的最高利率,降低小企業管理局在貧困地區貸款的利率,同時透過聯邦住宅貸款銀行儘可能地擴大信貸和放寬貸款的範圍。為了救濟失業工人,他擴大了剩餘糧食的分配,指示優先照顧與國防合同有關的貧困地區,為窮人制訂了一個“試驗性的”食品券計劃,並擴大了美國就業局的服務範圍。最後,他鼓勵聯邦儲備委員會透過購買政府發行的長期債券,以幫助維持較低的長期貸款利率。
儘管在最初的一百六十一天裡採取的這些行政措施大多數都增加了財政赤字——有的增加了幾千萬美元,有的增加了幾十億美元——但是它們都不需要等待立法或撥款。這樣,花錢非但並不緊張,而在經濟極其需要時,就可以把錢支付出去。例如,雖然透過一項加速公共工程的法案會大有好處,但是總統卻在可能範圍內自己加速了它們的實施。同時,他明白指出——而且他的意見可能產生了最重要的影響——當經濟衰退減少了聯邦的收益時,他不會削減聯邦的支出,或是當經濟復甦開始後,他也不允許緊縮信貸。
這些立法的和行政的措施,大部分是實行了塞繆爾森特別研究小組的建議,其綜合的作用產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效果。私人支出的那股自然勢力很可能遲早便會使衰退結束,但是政府迅速採取的行動不僅提供了經濟復甦的原動力,而且也為恢復基本消費者和企業的信心奠定了基礎,而這種信心是擴大支出所必需的。
此外,總統不希望再出現一次象1958年經濟衰退後所呈現的那種貧血症似的經濟復甦。那一次,生產、就業和工廠裝置的利用率都還沒有恢復到正常水平之前,另一次衰退接著又來了。他在2月2日的諮文中說,這一次,他要求有“充分的恢復和持續的增長。……如果這些措施證明是不適當的,我將在今後的七十五天內進一步向國會提出提案”。
在他所說的七十五天裡反映出了來自政府內部、國會自由派議員和有組織的勞工等要求實行其他兩項措施的壓力,即要求實施大規模的公共工程計劃和臨時減稅措施。總統答應他將在春天與他的顧問重新研究一下局勢,以確定可否提出這兩項措施。到了春末,他深信沒有這兩項措施的任何一項,經濟復甦也可以繼續下去,並且認為,國會對這兩項措施的任何一項也都不會透過。
在他看來,為提供就業而安排的公共工程不大可能創造許多全日工作的就業機會,而且到時候要制止衰退也就太遲了。此外,就在這個春、夏兩季他將要求撥出更多的國防經費,而這些相當浪費的公共工程專案則還將增加政府公佈的預算的赤字。他決定那筆額外的國防開支必須作為代替公共工程計劃的刺激劑。阿瑟·戈德堡認為,總統即使失敗,也應該在1961年為這項議案展開鬥爭,於是提醒總統,羅伯特·弗羅斯特曾勸告他,“應該更象愛爾蘭人,而不應象哈佛人”。①但是肯尼迪置之一笑說,“作為總統,我必須既是哈佛人,又是愛爾蘭人。”他答應戈德堡和有組織的勞工,他將在第二年考慮提出一個比較細緻的公共工程法案。
①根據西方的說法,愛爾蘭人是好鬥的。——譯者
另一方面,沃爾特·赫勒和主張減稅的人的要求不只是遭到了拒絕,而且他們想不到自己竟然要為阻止增稅而鬥爭了。
雖然新增加的聯邦所得稅從國民經濟中抽走的款項,同新增加的國防費用投入國民經濟中的款項比相差無幾,但在那個階段增加聯邦所得稅,很可能會使當時正在出現的不穩定的復甦就此結束。為支付每一筆增加的國防費用而增加新稅,如果開創這種先例,則將使肯尼迪在他任期的其餘時間內不勝煩擾。如果他在白宮的第一個夏天在國內事務方面犯下了這樣一個過失,這將可以同他第一個春天在國外事務方面的豬灣事件的慘敗相比擬。有趣的是,增稅的提議不是由他的經濟顧問,而是由他的外事顧問提出來的,不過它卻得到總統的勉強批准,並且險些要宣佈了。
那時正好是1961年的柏林危機的時候,主張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進行大規模動員的那些人,最初提議做好限制價格和控制工資的準備並增加稅收,這樣雙管齊下來抵消搶購,防止通貨膨脹並彌補動員費用。後來,當軍事計劃降到較低的調子時,“柏林特別附加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