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人接受坎貝爾一班納曼內和阿斯奎斯內閣的措施一樣。但是，一度實行過的大體上以英美保守主義為特徵的社會和政治改革之所以被接受，主要原因是對於那些國家由於歷史發展而產生的權力實際分配情況作過一番現實主義的估價。這樣的接受改革，既不是自動的，也不是普遍的。法國就沒有發生過這種情況，而在德國，其可能性也是很有疑問的。
然而，如果沒有這樣的改革，就不可能仿照英美式樣建立一個自由社會。因為，只要社會內部存在著一個相當大的集團，自認為有權用武力推翻現存的政治和社會秩序，並自認為已強大到足以伺機而動，那麼無保留地讓這個集團充分享有各種自由，就會招致災難。無論如何，我們還無法斷言，德國工人被授予權力之後會願意按照自由主義路線來治理國家。然而，即使他們願意這樣做，反動力量也可能十分強大而殘忍，除非無產階級政權是同樣的殘忍和獨裁，就不可能被制服。從政治上來脫，西德人民陣線若不把共產黨人包括在內，就不能指望取得政權，而共產黨人是包藏著破壞聯合以達到自己目的的禍心的。英國駐德國的高階官員也許沒有十分清楚地認識到財產問題是多麼重要，而美國人則公開反對對自由企業進行任何干涉。但是，如果看到西德社會的根本改造只能靠一個左翼獨裁政權去維持這件事的嚴重危險性，那末，把未能實現這一改造看成是重大錯誤，那就未免太輕率了。
情況既然如此，剩下來的問題是：能否在現存的體制內再花些工夫來更換上層人物，以便把可靠的民主分子安排到負責崗位上，並以強迫轉讓個人財產的辦法把這種變革的某些方面固定下來，從而使倒退現象難以發生。可是實際上，深謀遠慮和不願干預的情緒妨礙了採取迅速行動。一旦戰敗的時刻已經流逝，那麼對這種強行干預的阻力幾乎是不可克服的了。當然，這種行動是否可行，能否持久，是大有問題的。的確，憤憤不平的業主們一定會象抗拒社會化一樣，激烈地抗拒這種轉讓。實踐證明，剝奪公認的納粹分子的社會地位的種種嘗試多259 數成了曇花一現。說不定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如果他們的經濟資源實際上轉給了別人（而不為國家所有），那麼，一旦德國人恢復了行動自由，在新秩序內擁有一定物質利益的集團的產生以及能夠排程出來予以支援的力量，並不足以阻止非正義的倒退程序。甚至還不能斷言，新業主就一定會比老業主開明。但是，如果得出的結論是認為這方面的任何做法都不切實際，那麼我們就可以比以往更加明顯地看出盟國在德國可能做的事情的侷限性。
不管怎樣，有待於政治改革和非納粹化的現存社會結構在實際上的繼續保持，除了說明在有可能就四大國的共同政策取得一致之前，必須填乎鴻溝之外，還出現了東西德之間的另一基本差別。的確，逐步形成這樣一項政策的前景一開始就是很渺茫的，雖然從彼此的利害關係來看，作此嘗試是正確的。溫斯頓·丘吉爾爵士等人已經提供了再清楚不過的記錄，說明在戰爭期間團結的利益顯得更為突出的時候，在一起工作尚且是多麼困難。不單單是對權力和國家安全的必要考慮使得當時的情況大抵如此；一旦共同的危險消失之時，戰勝國都要去追求各自不同的目的了。思想觀念在環境中紮根之深以及各種環境所必然具有的差異之大，造成各國看法上不可避免的差距。用互相忍讓、互相諒解來彌合這種差距，不僅需要對此情況有所認識（從承認差距的存在開始），而且需要具有善良的願望。然而，在俄國人方面，正是這種尋求諒解的願望，似乎被共產主義教義的原則所排斥掉了。這種教義不僅宣傳它的信條是絕對真理，而且教導其信徒們只能按照集體的自身利益、物質力量和爭取統治的鬥爭去考慮問題，只要有一點膚淺的馬列主義知識就可以看出，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密切合作是不大可能的，雖然由四國組成的政府就是一種將其效率寄託於這種合作的實驗。只要有一點膚淺的歷史知識就可以看出，不管怎樣，就英國人來看，俄國通常所起的作用與其說是同盟合作，不如說是威脅恫嚇。事實上實行四國共同政策的企圖，在執行這一政策的德國行政機構建立之前就早已破滅了。德國問題的整個性質也隨之改變了。
當各佔領國開始執行各自不同的政策時，佔領區邊界就有了它們本來並不具有的政治意義。西方國家之間的分歧是表面上的，很快就消除了，而實際代表兩個互相260 競爭的社會制度並受兩大敵對集團戰略利益支配的東西方之間的分歧，則是最難處理的。何況，這個根本性的劃分把一個國家分成兩部分，而這個國家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