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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在較為集中的工業化產生出城市工人階級之前，種種條件使得經濟發展有可能早日開始，並給予中產階級以足夠的力量好從成功的革命中贏得政權。在德國，這種情況之所以不曾出現，主要由於神聖羅馬帝國未能把這個國家鞏固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由於一些小的獨立國家的長期存在所造成的傾軋和衰微，還由於地理上的某些不利之處。在德國中產階級在政治上覺醒之時，工人革命的危險已經露頭了。馬克思明確教導無產階級要利用資產階級革命作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踏腳石。英美中產階級對於透過他們的革命所固定下來的自由傳統充滿了信心，而且幾乎毫不懷疑地接受了這樣的信念，即醫治人們對社會不滿的方法就是對政治和社會進行改革。然而，德國的中產階級卻對激迸傾向採取了較強的防禦態度。當他們在1848 年和1918年有可能透過革命取得政權並用以打垮敵軍、地主貴族和軍事特權階層的257 時候，他們卻屈服於害怕對革命失去控制，因而再度向保守力量和民族主義力量妥協，以保證免遭危險。最成功、最富有的產業家們同地主貴族同心協力，接受了他們很多的社會觀點，成為維持現狀的主要支柱之一。無甚成就的資產階級和知識階層本應產生出一些自由社會的領袖，卻由於1923年的通貨膨脹和1932 年的經濟蕭多而進一步遭到削弱。
這一歷史背景（這裡是概括而言，略去了許多次要原因）給我們提供一種依據，大大有助於說明德國社會中顯而易見的軟弱性，如果我們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批判地加以觀察的話。但是如果不認清這一點，日耳曼和盎格魯撒克遜中產階級之間的表面相似之處，諸如對文化的興趣，對知識的尊重，對衛生、工作方法和家庭生活的態度等，往往都會使人認為他們的思想背景實質上是一致的。如果情況真是如此，一旦德國中產階級牢固地掌握了政權，當然會出現英美那樣的政治社會，這種預料也可能是合乎邏輯的。但實際上，德國中產階級卻給民族主義和納粹黨提供了一些最熱忱的擁護者。因此，把他們看做自由的保衛者，必然是值得懷疑的。被出賣過一次的通行證，還有再次被出賣的可能。
有人自然會說，既然德國中產階級不可信賴，權力就決不應落在他們手裡，而應掌握在別的比較能夠信得過的人手裡，特別是要掌握在工人手裡。
在這裡，權力必須是指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在戰爭期間，英美公眾普遍認為，魯爾和萊茵蘭的企業家們和普魯士容克地主一樣，同德國軍國主義關係密切，必須同樣地嚴厲對待。但是，既然俄國人的土地改革有效地從根本上打擊了容克地主的權力，併產生了一個階級，可以隨時抵制任何開倒車的企圖，那麼還要妄稱紐倫堡的起訴、非卡特爾化以及其他用來對付企業家的措施對他們起了很大的制服作用，那是無稽之談。因此有些人就認為，土地改革應有徹底的工業社會化與之相配合，工人也應和農民一樣成為（不管怎樣在名義上）力量源泉的主人翁。據說，只有如此，才能充分保證不再發生受工業巨頭資助的（如果說不是受其策動的）獨裁政治的反撲。258 這種分析同馬克思主義關於工業財產所有權的重要性的論述極其相似。但是這種治療方法的提出，難道不正是根據德國和西方民主政治兩者之間似是而非的類推嗎？它假設：在權力移交之時，德國人不論多麼勉強也得接受其後果，正如皮爾和迪斯雷利領導下的托利黨人接受議會選舉法的修正案以及本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