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別的國家吏為民族團結的觀念所迷住。這種情況不是任何一個民族所能泰然處之的，德國人更是萬萬不能。它對狂熱的民族主義和極端主義的政策永遠起著鼓勵作用：它直接助長戰爭而不利於和平。它還雪上加霜，喪失領土給俄國和波蘭，對此，德國人無論如何是不會聽憑擺佈的。產生巨大災難的內在可能性之大，足以說明為什麼政治家們願意作出巨大的犧牲以期避免舊事重演。然而，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情況變得更為複雜的話，那麼西方盟國至少可以放手逐步制訂一項和他們平時的政治態度更為一致的對德政策。再也沒有必要去採取一種強硬的方針，以消除俄國人的猜疑了。這倒不是佔領德國的英美人樂意得出這一結論。他們似乎不願承認四國合作的實驗已告結束，並且暫時保持這樣的態度，不論德國人是否喜歡，凡是被認為對他們有益的就給予他們。
但是，形勢發展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沒有把德國當作一個經濟單位對待，加上波茨坦解決辦法所依據的不現實的考慮，使得這一解決辦法成為西方的絕對責任。當人們清楚地看到，執行工業水平計劃使得英美人面臨這樣一種抉擇：究竟是眼看德國捱餓呢，還是向俄國輸送賠償物資呢？
他們認識到這個重擔是英國不能無限期承擔下來的，而美國則不準備承擔。
必須使西德做到自給自足，這就意味著不僅要允許西德人民管理自己的經濟，而且要向他們提供一種生活可以過得去的前景以資激勵。在西德，人口日增，資源漸少，要開闢上述前景，就需要比以往更為加強工業化而不是拆毀工業。
然而，經濟自由與政治控制是不相容的。一個現代工業國為了有效地發揮其作用，就要求大批作為政府後盾的居民自動進行合作。德國人在受到戰敗的震動之初，曾經準備給予佔領當局至少是服從命令的那種程度的合作。
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軍政府為德國人辦事比他們自己的任何領導人可能都要好得多。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946 年殘冬，盟國確保自願合作的能力就迅速衰退了。如果西方既想避免對德國經濟進行長期補貼，又想261 避免加強公開施用獨裁手段，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加快速度把權力移交給當時已經湧現出來的領袖人物，並且依靠他們的良知，依靠為將來追求佔領的基本目標而可能向他們施加的影響。把權力歸還給德國人是東西方之間以競爭取代合作之後的必然後果。原來有些人指望新思想有時間在德國紮根而想依靠的那種優勢力量，已為露骨的拉鋸戰所取代了。而且，在請求一個人或一個國家給予支援的時候，又堅持要人家改變特性，這是不易辦得到的。1919 年後，德國人不得不在戰勝國中間“贏得同情”，而1945 年的戰勝國卻由於他們本身的糾紛被迫在德國人之中競相爭取同情了。
說盟國在開始佔領時失之於過嚴，如果說英國人和美國人稍許花了點時間使自己適應於變化了的形勢，那麼，後來的傾向卻是流於寬大無邊。
起初，看來他們對於取悅德國人的想法幾乎是採取蔑視態度的，到後來他們卻顯得迅即不記舊仇，寬恕為懷了。無可否認，一旦德國成為世界均勢中一個有爭議的、或許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素時，征服德國人的軀體就會同征服德國的靈魂成為一個齊頭並進的目標了。然而征服人心仍然象佔領初期那樣重要，即使其所以重要的原因已經變了。因為，德國僅僅站在西方一邊，這是不夠的。它可能會這樣做，也許因為它相信西方軍隊能夠用來支援他們重新統一和收復失地的企圖。將對西方事業增援而不是威脅的德國只能是這樣的德國：它接受了西方世界的觀點，從而放棄以武力解決為唯一有效解決辦法的觀念。硬說這種態度在德國已成習慣，或者說已經牢固地樹立起來，那是悍然不顧事實的。只要德國人認為西方要對他們的支援付出某種代價時，這種態度就不見得會加快樹立起來。當然，德國的身心都屬於四方這一點很重要，但這並不自然而然地意味著德國就有照此辦理的可能。戰爭期間的考慮欠周也許使得某些人指望轉化是輕而易舉的，但是後來的痛苦經歷表明了非納粹化之難。即使真正的障礙的確在於作為基礎的社會和經濟結構，但改變這一結構的直接嘗試是否可以奏效，我們仍然有理由懷疑。根262 據1945年以來發生的全部情況來考慮這個問題，很容易使人把盟國要推行制度改革的建設性綱領的整個想法責難為自以為是、空談理論而且不切實際。從這個觀點來看，背景情況使得變革的範圍非常有限，因此德國的未來完全可以交給德國人去處理，他們一旦在第三帝國明顯地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