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計劃的第三個發展時期是讓德國人申請出版書報或上演戲劇的執照。出版或演出之前可以不受審查，只要執照領取人遵照執照上所規定的一般規則辦事就行了。審查申請的過程是嚴密仔細的，“公開”
時期可望一直延長到冬季。可是美國人表現出他們急於求成的特性，在他們佔領區內發出第一張執照，於是《法蘭克福評論報》於7 月31 日問世，發行額為七十四萬一千五百份。俄國人對這類問題的政策似乎是更為經驗主義的，他們傾向於在更早的階段讓經過挑選的德國人在外表獨立的情況下開辦其業務。
在這個時期內，有兩項最激進的措施是在俄佔區推行的。第一個措施是凍結一切銀行存款。這被視為一項原則性的措施，允許提出的款項只放寬到三百馬克。在西部佔領區採取類似的行動乃是臨時性措施；盟國當局不久便因他們已取得德國人的信任而毋需對此加以限制，引以自慰。結果是富裕的人可以依靠積蓄度日，而現有的工作可以讓急需工作的人去幹。在俄佔區每個人都一下子處於同等地位，不得不都去尋找工作。俄國的解決辦法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困苦，但卻促使俄國當局所設想的那種社會早日實現。西方的解決辦法是把懲辦那些在戰爭中撈了一把的人（並非臭名昭著的納粹分子）推遲到後期再說。這筆賬算得越晚，激烈的程度就可能越小。
另一個措施是土地改革。土改的某些細節，於德國投降前在莫斯科就已經制定好了。一個德國共產黨員埃德溫·赫爾恩勒在7 月份攜帶了土改政策的全面指示從莫斯科飛抵柏林，被任命為新的農業部門的負責人。8 月初頒佈了必要的土改法令。組成俄佔區的那些部分在戰前曾經是大地產所有者的家園。普魯士容克地主都是左右德國政策、資助德國軍隊的臭名昭著的人物。如果要根除這種影響（羅斯福和丘吉爾都強調有此必要），從經濟基礎上打擊容克地主，是完全應該的。西方的批評事實上不是針對這一措施的本身，而是針對拒絕給被剝奪者以補償。
土地改革名義上是透過德國的一些組織自發推行的。自此以後，任何人不得擁有一百公頃（二百五十英畝）以上的土地，超過上述數字則予以無償沒收。屬於“戰犯”的土地以及國有，州有或黨有的地產也一律沒收。被沒收土地的絕大部分分配給無地者，包括從德國其他73 地區遷來的難民。不足法定數字的則予以補足。有些土地則分配給鄉鎮團體，包括醫院、學校和農業機構。受益者向國家繳付一筆相當於一年糧食收穫量的款項，這是按估計量而不是按實際量計算的。百分之十的款項於第一年年底繳付，其餘部分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內分期償清。
總之，這一措施是嚴峻的，推行之後將根本改變俄佔區的性質。的確，這一措施的結果是建立一個小土地所有者而不是集體農莊的社會組織；百分之六十七點五的土地是分給個體戶的。甚至向新土地所有者提供需要共用的工具和耕牛也是一種臨時解決匱乏的權宜措施，而不是向集體化過渡的一個步驟。但就是這種事實也使返回原狀的希望大為減少。農民一旦分得了土地，要想再從他們手裡拿回來，是很可能引起堅決反抗的，除非透過經濟侵蝕手段來使之逐步喪失土地。德國的其他地方還沒試行如此廣泛的改革。儘管別的地區確實不象這兒存在著大地產集中的現象，但這種變化一定會在俄佔區和德國其他部分之間造成永續性的差別。然而這種根本性的改革是單方面推行的，絕不想提交四國討論。波茨坦會議召開之日，正是這一計劃大力推行之時，並沒有任何資料說明這個問題曾在會上提出過。毫無疑問，俄國人把它視為德國“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步驟，而這一步驟德國人是有權自己採取的。與此同時，最初的結果必然是造成混亂和引起減產。
在西部佔領區，農業方面的頭等要事是收割莊稼。雖然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在5 月22 日估計現存糧食儲存將維持六十天，雖然該司令部在世界糧食匱乏的情況下籌集並運入德國總數達十萬噸的糧食，包括種子在內，但到了7 月份，可供給一般消費者的定量已經下降到九百五十至一千一百五十卡路里。當然，這一方面是由於缺乏運輸工具所引起的分配不當，另一方面是由於新熟的莊稼尚未收割而造成的暫時短缺。為了收割莊稼，火速地執行了一項計劃（ “大麥戰役”），釋放了三十萬當過農業工人的戰俘，遣送他們回鄉參加勞動。即使這樣做，收成結果還比估計產量低百分之十到十五。
情況很明顯，要使居民在冬季幾個月內免於饑饉，必須進口相當數量的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