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輕重的，但工人通常不會，而從秘書的魅人外表來看，這些人也許是唯一會講英語的人，其實並非如此。許多官員因為知道教會是反抗納粹主義的，所以他們認為信任當地聖職人員是無可非議的，殊不知許多德國神父或牧師的社會觀念是多麼保守。因此徵詢來的有些意見並不比其他人的意見正確可靠。有的官員指望依靠過去被納粹解職的人，他們至少有些行政67 管理經驗。但許多人必然已上了年紀，他們從小就深受舊傳統的薰陶，不一定都能適應新的形勢。技術人員傾向於以技術資格來衡量人選，而不考慮其政治上的反對態度，認為這是枝節問題。的確，如果完全不要往日從事經營管理的納粹分子協助，就不能使德國經濟開始活動，雖然這不可能為某個美軍司令部於1945 年7 月7 日頒佈的一項命令作辯解，該命令使得解除納粹分子在主要崗位上的職務可以斟酌處理而毋須強制執行，這樣就藐視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第一○六七號指令中的一項主要規定了。使問題更加複雜化的是，佔領德國的地區越大，需要人的單位就越多，因此軍政府工作隊不斷地調動。在海德爾堡，佔領的最初三個月內，負責教育和宗教事務的官員就調換了三次，在法蘭克福，兩個月年就調換了四次。由這個工作隊安插的德國人，可能又被下一個工作隊予以解職。迫切需要軍政府官員，致使稍經訓練的人員一派而光，不得不從戰場上直接把戰鬥人員調去擔任職務。
這批人中有一些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員，但他們要獲得對德國的知識必須走一段艱苦的路程。
手頭的一些報道材料也可說明俄國佔領區內的初期情況並沒有很大的差別。下級軍官對德國的背景知識甚至瞭解得吏少。與納粹黨或民族主義有瓜葛的人因具有技術能力而被錄用的情況是盡人皆知的。“一兩個特別善於隨機應變的官員，例如德國參謀部官員及騎士勳章獲得者盧伊特波爾德·施泰德勒，馬克勃蘭登堡的現任內政部長伯恩哈德·貝希勒以及現任柏林警察長的馬克格拉夫，都從法西斯第三帝國一躍而進入布林什維克主義的行列。”
並非所有的負責崗位都由被證明是共產黨人或工人的人所佔據。當然，共產黨人和工人自然是俄國人要向其徵詢意見的部種人物。聖職人員的意見他們很少樂意聽取。如果說俄國人懂德語的不見得多於英國人，那麼會講俄語的德國人也不見得是在中學裡學會的。
俄國佔領區最引人注目的不同點是那種鼓勵成立反法西斯委員會的辦法。早在1945 年6 月10 日就釋出了一項指令，授權普遍成立這種組織。 在這種組織主持下68 推行了廣泛的改革、調整和報復行動。俄國人喜歡用“法西斯”這個詞而不用“納粹”。“法西斯”這個詞含義較廣，易於用來攻擊任何一個他們認為礙事的人。他們並不阻撓德國人自己去做一番清洗工作，因為他們認為任何必要的大整頓可以留待以後去完成。如果善良的共產黨人有時候對於希望同他們結伴的人感到吃驚的話，他們本該去讀一讀布林什維克的歷史。革命的倡導者幾乎沒有理由害怕搞一陣子革命活動，特別是在革命活動可以贏得那些從中漁利者對他們的統治產生好感的時候。無庸置疑，在這個過程中，有些個人野心和深仇宿怨得到了滿足和發洩，但俄國人對於處理德國人是否得當並不關心。相形之下，西方盟國對鼓動革命形勢頗有顧慮，生怕左翼分子會左右局勢（正象西歐許多被解放國家所發生的那樣）。
他們得到的指示——或者沒有指示——迫使他們儘可能迅速地凍結局勢。他們深信新的管制委員會會盡早制定出如何改組德國的辦法。不管怎樣，在這樣一個早期階段，要肯定誰可信賴，他們認為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臨時性的，等到有了相應的法律程式才能把事務處理好。因此6 月份在漢堡解散了一個自由社會主義工會聯合會，理由是政治色彩太濃厚了。這種態度對堅定的反法西斯分子產生的影響，前面已經講過了。結果使那些本來會堅定擁護這個政權的人多少失去了一部分親善友好之意。理解一下俄國人為什麼很自然地鼓勵那些為西方盟國本能地排斥的運動，也許比爭論西方如果採取比較靈活的政策，是否會得到好處，可能更有啟發。
到1945 年6 月。四個佔領區所屬州以下的地方行政當區域性已任命了人選。英國政策的主導思想是，在他們不熟悉的國家裡推動民主化過程的發展不宜太快，必須予以延長，至少要用好多年時間，正象在他們老家需要幾個世紀一樣。因此直到9 月才建立了提名選舉的區（縣）議會。但是美國人認為，學習民主的最好方法是將其付諸實踐，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