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同盟的天主教和新教兩方發展成為一些右派政黨，這些政黨在兩次大戰之間那段時期內紿荷蘭提供了相繼執政的一系列聯合政府——其中有五屆是由加爾文教派“元老”科林博士領導的。反對黨包括自由黨、自由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但應當強調指出，真正的政治對立是保守派和進步派之間的分野，這是超越執政黨和反對黨之間這一劃分的。例如，在大部分政治問題上，自由黨人採取的立場很接近右翼，而右翼的各個宗教政黨本身倒是有分歧的。天主教黨中一些較保守的成員和三個新教政黨奉行他們傳統的政策，仍保持著對相當一部分選民的控制，但是有一些較年輕的“教派人士”，在大戰期間公開表示贊成採取一項進步的政策，主張同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裡的某些人合作，組織一個進步的政黨。這樣一個黨——新的工黨——的產生，事實上是荷蘭經歷了這次大戰之後政治舞臺上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動。
工黨是戰時荷蘭人民運動合乎邏輯的發展結果，當時荷蘭人民運動把抵抗運動中大部分進步而非馬克思主義的潮疏溝通起來，從而提供了一支抵銷共產黨影響的有效抗衡力量。組織這一運動的目的，是想透過給人們灌輸諸如尊重個人、信仰自由、工人參加工業管理、社會正義、對公共福利的責任感和調整海外領地和本土間的關係等思想，來使荷蘭的政治得到新生。尤其是，它想加強荷蘭人的團結，特別是透過排除教派影響和拋棄階級鬥爭來達到這一目標。事實上，它利用了歐洲廣泛存在的那種想在基督教的道德觀和價值觀的基礎上改造政治的願望，同時力圖使這一願望適應於另一種同樣廣泛存在的嚮往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的願望。我們上面已經提到過，這個運動的領袖和建立者舍默爾霍恩教授在剛解放後的過渡時期內受命組織政府，這樣他就有了一個機會，不僅可以向他的國民提供一種在他們看來實際上是處理政治問題的新的做法，而且還可以藉此來證明他的理論切實可行，雖然他的工作是困難的，因為他不得不與那個難免還不能代表新潮流的國會打交道。
新的工黨並不是舊的社會民主黨的簡單延續或改組，而是其他傳統政黨中進步人士的融合，社會民主黨在這裡面僅僅起著一個核心的作用。社會民主黨自己也很可以被稱為“傳統的”政黨，這同各個教派政黨並沒有什麼兩樣。儘管該黨遲至大戰前夕才同天主教和新教的黨派合作，也儘管該黨在戰前最後兩次大選中都取得了議會中第二大黨的地位，但這些都並沒有給該黨帶來什麼好處。它象其他幾個西歐國家中的社會民主黨一樣，那時就已患了一種慢性衰弱症，而隨著大戰的進行和共產黨威信的提高，它的威信就下降得更迅速、更明顯了。而且，社會民主黨和各個社會黨工會，都沒有能在德軍佔領期間起來應付時艱，結果是，共產黨工會從社會黨工會那裡吸引走了大批成員。
社會民主黨人完全意識到共產黨在吸引他們的追隨者，但對他們來說，幸運的是出現了一個彌補這些損失的機會，其辦法是，把自己同那個正在席捲政治上的整個中間派陣地，甚至還滲透到了一部分右派人士中去的強大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等同起來。他們可以說，這個運動無疑是由社會主義思想所啟發的，雖然它拋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而代之以基督教的個人神聖原則。因此，該運動在荷蘭的第一號旗手舍默爾霍恩把它叫做“個人人格至上的社會主義”，或者叫做“個人人格主義”。它的宗旨是要實現所有那些基於各自個人的人生觀而傾向於同一政治理想的人們之間的團結……以便使本民族所特有的那種精神生活上的多樣性，在一個穩固可靠的政治力量下統一起來……同時保證各個不同的團體在社會結構範圍內各自保持其個性，而不致被某個中央機構的權威所淹沒——甚至也不被國家的權威所淹沒。
因此，1946年2月建立的新的工黨，是由背景和見解很不相同的人們所組成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可是他們都希望建立一個既是民主，又帶有溫和社會主義色彩，而基本上卻是基督教的新型社會，在這一共同目標上他們是團結一致的。這樣的一個黨無疑填補了荷蘭政治舞臺上的一段空白，所以它的一些追隨者對它在戰後第一次選舉（1946年5月17日舉行的議會第二院選舉）中沒有能取得更大勝利頗感詫異。該黨原希望在第二院的一百個議席中獲得三十五席，但實際僅得二十九席，而天主教黨則得三十二席，三個新教的政黨得二十三席。正如人們所預料，工黨採取的那種斷然拒絕共產黨的一切友好表示和拒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使它失去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