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票，特別是前社會民主黨人的選票，這些人轉向了共產黨，從而有助於增加共產黨在議會中的議席，使其從1937年時的三席增加到十席。另一方面，天主教黨成了最強大的一個政黨，有百分之三十一的選民擁護它。它由於割斷了同它以前的盟友各個加爾文派政黨的關係，由於消除了反動的嫌疑，又由於1945年12月間向贊同它的總政策的非天主教徒開了門，因而獲得了新的活力。的確，可以這樣說，在荷蘭象在比利時一樣，從敵佔期間發展起來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中獲得最大的好處的是天主教徒。儘管社會上有貶抑教派主義的傾向，但人們所熟悉的古老的教會——只要它的門面稍加現代化——還是比新的含糊的“人道主義”更易為人們所接受。
因為工黨沒有能在選舉中取得它所希望的控制局面的地位，它面臨著或者同天主教黨合作或者進入反對黨行列的抉擇。雖然該黨領袖們由於怕失去工人階級的支援而對同天主教黨合作可能有些躊躇，可是，他們在拋棄馬克思主義方面已經走得太遠了，因此即使他們願意，也不可能同共產黨人在反對黨行列內攜手合作，而且，反對黨行列中除有左翼極端分子外，還有一些右翼極端分子，同後者搞在一起很可能是窘人的。在荷蘭，現代社會黨人同進步的天主教黨人合作，其所遇到的困難之所以比在大多數國家少些，是因為任何一方都不受自己黨內極端派的掣肘。同時女王選中貝爾博士為新首相，這也使工黨作出抉擇更容易些。貝爾博士屬於天主教黨的左翼，以進步人士著稱；而且他也曾是舍默爾霍恩內閣成員之一，參與制訂過對印度尼西亞的開明政策。所以天主教黨和工黨在這一殖民地問題上進行合作，將是比較容易的，而政策的連續性也會得到保證。
在某種意義上，不能否認1946年5月選舉的結果是舍默爾霍恩及其社會和財政政策的失敗，就這一點而言，也是社會主義的失敗（天主教黨雖然參加了他的政府，但對他的社會和財政政策是常加攻擊的）。因此，天主教黨人現在似乎得到了選民授權來改變這些政策，如果它願意作這種改變的話；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它要同工黨成功地進行合作，在它這方面顯然也必須作出一些讓步，並改變它迄今為止所表明的政策。
總之，貝爾博士認為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間派集團是當務之急，因此，他致力於實現這一點。1946年7月5日，他在出任首相時發表的政策宣告中宣佈：荷蘭銀行將實行國有化；某幾個工業部門也將國有化，如果調查結果表明這樣做是可取的話；但是他又宣稱，政府認為國營的辦法將逐漸讓位於私營企業，讓位於一些被賦予特殊權力的半官方性質的職能性團體。這樣，他一隻手丟擲一點東西去討好社會黨，另一隻手也丟擲一點東西去取悅於他自己的天主教黨。關於帝國政策，貝爾表示他不打算明顯地背離前屆政府關於同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領袖妥協的政策。由於上面講到過的理由，印尼問題深深激動著公眾輿論，在議會的大部分討論中佔著支配地位。共產黨主張讓這些殖民地完全獨立；工黨贊成和解，贊成給予“自治領地位”；反革命黨和國家改革黨則反對一切妥協。自由主義的“自由黨”和基督教歷史同盟，雖然都是右派政黨，最後還是同意了政府對印尼的政策。天主教黨的態度起初遊移不定，但最後該黨的多數派支援了政府的妥協計劃，那些接受不了這個計劃的人則從該黨分裂出去，組成了天主教行動委員會。
因為在這次選舉中，天主教黨取得了第二院一百個議席中的三十二席，工黨取得了二十九席，兩黨合起來就幾乎控制著該院三分之二的席位。三個新教政黨共計有二十三席，共產黨有十席，自由黨有六席，合起來成為內部極不一致、極無組織的反對派。這在一個民主國家裡顯然完全不是一種健康的局面。共產黨人——雖然他們不論在朝在野都無疑地將扮演他們那種現已習慣了的“別有用心”的角色——無論如何總還是有著明確的目標的，可是那些右翼的反對黨派（自由黨也應算是其中之一），看來目標既如此模糊，所依據的概念又如此陳舊過時，因此很難提出一般選民會感興趣的東西。
例如反革命黨，它至少在理論上並不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爭執，然而仍在拼命地同1789年法國革命的傳統作鬥爭。雖然它自稱在社會問題上持有民主的看法，但它那種刻板的加爾文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同時又是沙文主義的味道，幾乎無可避免地使它打上了一個極端保守的政黨的烙印。舍默爾霍恩曾這樣談論它：“它儘管原則上講不保守，卻或多或少躲在保守的陣營裡。”但他接著又說（這些話很足以表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