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水淹影響的消除要比人們原來預料的快得多，而使荷蘭經濟復原速度減慢的最嚴重的長期影響倒是戰爭的其他一些後果。荷蘭是一個人口過剩而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在戰前它依靠鄰近的城鎮市場出售其農產品以賺取外匯。它最重要的一個鄰近市場是魯爾；其次是英國。但是現在由於不同的原因，它們都買不起荷蘭的農產品了。荷蘭的繁榮還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鹿特丹港和阿姆斯特丹港所賺取的利潤，但這兩個港口的運輸業務有三分之二是德國的過境運輸，這種運輸現在也暫時不復存在了。更嚴重的是印度尼西亞問題所帶來的困難，因為荷蘭有六分之一的財富投資在東印度群島，有百分之十五的國民收入取自這一來源。因此很自然地，大部分荷蘭人都把喪失這些殖民地的危險看作是對他們生活水平的嚴重威脅，他們本來已經由於德國人的掠奪，由於負擔十萬名左右佔領軍的費用，又由於近年來人口的飛速增長（而且當時仍以每年二十五萬人的數目在增加著），因而他們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這就無怪乎印度尼西亞問題成為國內很關切和熱烈爭論的大事，也無怪乎甚至有一些希望在國內採取激進的進步政策的荷蘭人也支援（或至少默然支援）在殖民地採取鎮壓措施。把它看作是不知悔改的帝國主義而深表憤慨的那些外國觀察家們，並沒有體諒到上述種種考慮。
在國內政治方面，荷蘭無疑也同其他地方一樣，可以普遍地感到人們渴望出現某種新的局面——人們不願看到解放後國家的政治生活重又回覆到戰前的軌道上去。抵抗侵略者的共同事業，曾使社會黨人、自由黨人、天主教徒、新教徒以及其他各種各樣政見不同的人都走到了同一個陣營中來；抵抗運動的成員們殷切希望，他們隊伍中所做到的這種民族團結能延伸到今後的政治生活中去。屬於所有各種黨派和各種信仰的進步人士想作一番努力，使現存各政治團體聯合為一個有戰鬥力的政黨，在現行國家結構範圍內實現社會和經濟改革。同樣，在工會運動內部也有一股推動力想把現存的各個宗派性工會改換成每一種工業有一個工會，並把每一種工業置於一個由僱主、工人和政府三方代表聯合組成的委員會的控制之下。同時，有一些進步的年輕天主教徒則在兜售一種想法，即用一種合作的制度來重建工業，他們以葡萄牙而不是以法西斯義大利作為樣板，但強調在任何情況下其結果必須是民主的。為此目的，他們準備同新教徒以及接受基督教準則的所有人們聯合，但不願同無神論者——這實質上就是指共產黨人——聯合。
這樣，存在著一些有希望的跡象，表明許多不同派別的人士，包括各教派政黨的成員們，都有一種願意迎合全民族進步願望的妥協態度；但同時恰恰在解放前夕，流傳著一些謠言，說流亡政府對荷蘭民心的向左轉（當時所傳向左轉的程度遠較後來事實證明的為大）感到不安，而且並沒有採取適當的步驟來適應這一形勢。政府發表的因選民名單被毀而不得不推遲幾個月進行選舉的宣告，特別引起人們的非議。關於荷蘭國內輿情與倫敦流亡政府間的分歧正在擴大的這些報道，有許多可能是由荷蘭共產黨人授意的，共產黨人看到基督教…社會派的進步分子在挖掉他們的牆腳，急於要為自己的運動搞到一些彈藥。
在關於戰後第一次大選日期的爭論中，檔案的普遍混亂並不是推遲選舉的唯一理由。各政黨都處於變化動盪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過早進行選舉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民意反映的不確切，甚至完全失實。可是，在選舉能夠舉行之前，臨時過渡的那段時期確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和難以應付的。早在1945年2月，倫敦蓋布蘭迪內閣就吸收了新鮮血液，增加了五位來自部分解放了的祖國的新閣員，1945年5月16日——即剛剛實現全國解放之時——就由荷蘭人民運動黨（該黨是抵抗運動所產生的那種典型的新政治力量，後來就是由它轉而形成工黨）的領袖威廉·舍默爾霍恩教授組成了一屆新政府，並由下院社會黨議員、也曾是抵抗運動領袖之一的威廉·德雷斯博士任社會事務大臣。這一過渡性政府代表著這個國家的新政治力量，但它所面對的卻是一個戰前的舊的議會，這個議會雖然清除了通敵分子，仍按戰前黨派間的力量對比代表著各個老的政黨。
不管怎麼說，由於荷蘭的解放情況有些特殊，恢復國家主權的過程必然要比其他國家慢得多。移交權力的條件是在1944年5月美國、英國和荷蘭三國政府的協議中作了規定，並於1944年10月9日由荷蘭女王威廉明娜和艾森豪威爾將軍宣佈的。隨著國土逐步獲得解放，協議條款在不同地區先後開始生效。1944年間由倫敦流亡政府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