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比利時和瑞典的選舉制度作為依據而設計的，在這種制度下，投票時取捨的物件是各個黨派的候選人名單，落選名單所得的選票就算是白投了——不是象魏瑪德國的選舉制度所規定的那樣匯合成全國數字而起作用。後面這一種特點往往是有利於擁有強大地方勢力的政黨，同時也給了人們一些抱怨的口實，說這是犧牲城市和工業區居民的利益而使富裕農民階層和小資產階級的權勢長此保持下去，從而挫抑了目前正席捲法國的激進潮流。但其總的作用，則在於減慢任何這樣的趨勢，即或者走向兩黨制，或者走向進一步增加政黨數目。因此，它有助於發展一種新的政治格局——由四、五個強有力的黨派機器代替戰前政治舞臺上的那些紀律鬆弛、易於伸縮變化的組織。事實上，這種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容許黨的領導人或黨的“機器”可以提名他們所願意的人到議會里去作為黨的代表。選民只投政黨的票，誰當候選人則由黨指定。
影響黨派演變的第二個因素——憲法問題上的鬥爭——並不完全是由戴高樂挑起來的。正如早已指出的，抵抗運動內到處都滲透著共產黨的強大勢力，而共產黨是支援人們希望有一個新憲法的普遍要求的，因為這樣做他們既可以消除那種認為他們不太喜歡憲法的懷疑，還可以贏得一個機會來爭取到一種便於他們控制和操縱以實現他們自身目的的憲法。但戴高樂也是代表抵抗運動的，而且也支援採取步驟來搞一個新憲法或至少對舊憲法作某些修改。部分是因為他真誠渴望能同法國人民的願望一致起來，並感到有必要揭穿那些含沙射影地說他意在獨裁的風言風語，而部分則是因為他看到有一個機會，可以藉此修改舊憲法中他認為應對法國最近遭受恥辱負有很大責任的方面。因此，就最廣泛的路線而言，可以說在共產黨和戴高樂之間有共同利害關係和目的；但在具體細節問題上卻存在著十分巨大的分歧。抵抗運動的這兩個孿生的象徵，各自都享有極高的威望，又都各自抱著極大的決心，因此既不可能由其中的一方壓倒另一方，也不可能長此保持這樣一種假象，似乎雙方在怎樣實現法國復興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必然是一致的。所以，雙方在一個短時期內勉力扮演了形勢暫時要求他們扮演的角色之後，就又回覆到了他們原來自然就有的那種赤裸裸的相互敵對狀態。
公開的鬥爭開始於1945年5月31日，當時戴高樂突然宣佈，由於戰爭已經結束，被俘和被放逐的人正在陸續回國，選舉制憲會議的大選應儘早舉行，具體地說，應在當年的10月份舉行。此後不久，他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暗示說，在怎樣制訂和由誰來制訂今後的憲法問題上存在著三派不同的想法。第一派堅持認為1875年憲法仍然有效，現在需要做的事僅僅是按照這一憲法的規定選出議會，如果選出的議會願意對憲法作一些修改的話，可以由它來進行修改；第二派主張選舉一個全權的制憲會議以產生出一個全新的憲法；第三派則建議專門為此目的而成立一個“被箍上了緊身衣的”制憲會議，其權力和任期都應有所限制，這些限制應由臨時政府擬定，然後由公民投票批准。儘管戴高樂宣稱他本人是不偏不倚的，但左派方面因為他多少還在考慮恢復第三共和國而深感震驚，同時他們對舉行公民投票的想法也強烈表示反對。接著，戴高樂在作出了這一不偏不倚的敷衍姿態之後不久，就頗為斬釘截鐵地闡明瞭他自己的立場和贊成什麼，從而大大加甚了左派的震驚。7月7日，他在內閣會議上說，他已決定不惜任何代價，一定不讓選舉出一個擁有全部最高權力的制憲會議，這樣的制憲會議可能會無法控制，會引起無政府狀態和混亂。因此，他自己的抉擇是搞一個受公民投票的裁決所制約的制憲會議，雖然要是人民作出另一種選擇——也還是透過公民投票——表示寧願恢復1875年憲法體制的話，他也不會阻擋。如果採取前一種抉擇，制憲會議的任期將被限定為七個月，而且在此期間它不得推翻內閣；將由它選舉新的臨時總統，但一經選出，它就不能把他撤職。
雖然左派方面對這些關於總統制政體的暗示感到驚慌，但在內閣中，即使那些共產黨和社會黨的閣員為了保持團結，仍然準備在形式上批准這個方案；可是在全國範圍內抗議的呼聲很高，戴高樂因此退讓了一步，同意在公民投票時加上一個第三種選擇——全權的制憲會議。這本來可能會使左派的不滿平息下來，要不是戴高樂明白表示他將投入他全部個人威望去力爭給準備召開的制憲會議“箍上緊身衣”的話。接著，老資格的社會黨人樊尚·奧里奧爾提出了一個折衷方案，這個方案在那即將退出歷史舞臺的協商會議裡遭到了否決（對於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