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反對意見也許非含糊其詞不可，但這些反對意見卻是用這樣一些口號表示的：“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實行分權制”、“結束黨派無政府狀態”、“在法蘭西自己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等等。儘管如此，它還是顯示出了兩個為人們所熟悉的、很不平凡的特點：第一，不相信或不理解政治上的各派分立是真正民主政府的基礎，相信一些棘手問題可以靠直接訴諸公民投票來解決；第二，特別欣賞美國式的總統制。
建黨後不到一個月，法蘭西人民聯盟就擁有了一百萬黨員，在1947年10月的市政選舉中它贏得了百分之三十八點五的席位——從前投票支援人民共和黨的人有半數以上投向戴高樂陣營了。還留在戴高樂聯盟裡的那批人則全部歸附，倒黴的加比唐地位下降，成了一般成員，而前社會黨黨員、人類學家雅克·蘇斯戴爾卻當上了總書記。過去曾是共產黨人的安德烈·馬爾羅也是戴高樂將軍在黨內最親密的合作者之一。的確，正象其他獨裁性質的政黨一樣，法蘭西人民聯盟的力量主要在於它把一些很不相同的、在某種程度上一度相互對立的人聯合在一起。在這個黨的普通成員中，有著一些先前曾經投身到人民共和黨內去尋找出路，而後來一等到出現了更右的黨派（如自由共和黨）時，就又投身到這些右派政黨中去的分子。這些人來自教會人士、小資產階級和富裕農民。特別是教會人士，他們有大批人加入法蘭西人民聯盟，雖然即使在這些人之中，還遠不是全部都倒向該聯盟的。加入法蘭西人民聯盟的這些不同類的人的一個共同動機是反對共產主義，對於這一敵人，他們和他們的領袖現在終於可以指名揭發了。共產黨人接受這一挑戰也不慢；他們給法蘭西人民聯盟的回敬是特地成立一些“戒備委員會”，來同這個聯盟的影響和活動作鬥爭。這個聯盟同樣地也引起了社會黨人的敵意，甚至連人民共和黨人也對它沒有好感，他們在同共產黨人長期攜手之後不可能設想同該聯盟合併，但也還不敢對自己從前的庇護者決裂到兵刃相見的地步。因此他們禁止自己的黨員參加“戒備委員會”。但是，不論是好是壞，也不管人民共和黨作出的種種姿態，法蘭西人民聯盟還是自然而然地吸收了人民共和黨中的右派和中間派分子，至少吃掉了舊激進社會黨的三分之二，並把三個極右派政黨完全吞沒，使其不再成為獨立的組織。這樣，法蘭西人民聯盟就成了右翼方面主要的、實際上也可以說是唯一的一個大黨；這也就為法國政界最終發展成為三大勢力——共產黨、戴高樂派和所謂的“第三種勢力”——鼎立的局面掃清了道路。
原來的中間派政黨，對於自己被那些“巨石”擠出政治舞臺，並不完全甘心。它們中間仍然有一部分人無法在極左或極右的政黨中找到精神上的歸宿；甚至在人民共和黨中也無法找到這種歸宿，因為，人民共和黨一面標榜天主教教會主義，一面又標榜社會主義，在信奉反教會的個人主義的那些老派激進分子看來，這兩個方面都是令人厭惡的。因此，在1946年4月間，以原來的激進社會黨為核心，連同獨立激進黨、“共和青年”以及右翼組織“民主同盟”中較溫和的一部份人，聯合組成了一個叫做“共和左翼聯盟”的中間派集團。為使這個混合體帶上一些必不可少的時髦的抵抗運動色彩，還把頭號抵抗運動政黨——民主社會抵抗聯盟——的成員也拉了一些進去。但是它仍然有著原來那些老政黨（如激進社會黨）各自本來就有的弱點——就是說，它只是一些黨派為了便於搞競選而拼湊起來的鬆散聯合，絕不是當時那幾個紀律嚴明、組織嚴密的政黨的真正對手。直到後來，只有當那幾個政黨中的兩個——人民共和黨和社會黨——發現它們自己也同樣地處在兩大極端派巨人之間的無人地帶時，一個多少能起點作用的、更稱得上“第三種勢力”的緩衝集團才得以建立起來。
（二）戴高樂和各政黨在制憲問題上的鬥爭
法國政治生活結構的這一頗為迅速的簡化過程，由於下面兩個因素而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動和加速：一個因素是由戴高樂建議實施的新選舉制度；另一個因素是新憲法產生過程中不免要有的一些相互勾心鬥角的活動。解放後的一般傾向是主張採用“純粹的”比例代表制作為法國今後選舉制度的基礎，雖然也有些地位牢固的少數派另有其他的看法。一個由激進社會黨人領導的少數派贊成恢復第三共和國的“第二輪投票制”；另一個由勒內·加比唐領導的少數派則贊成採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那種只要得票比別人多就可當選的制度。而戴高樂卻提出了一個最初似乎對什麼人都不討好的折衷辦法。這是一種改變了的比例代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