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到公民投票的事情，該會議都不再有絲毫興趣），可是卻被戴高樂所採納了，戴高樂是不受協商會議決定的約束的。奧里奧爾的方案建議，不要保證給總統以七個月不受任何機構約束之權，相反地應使他始終對制憲會議負責。另一方面，為使行政權不致過於削弱，折衷方案還規定，要推翻政府，必須由制憲會議舉行直接的不信任投票，而且投票表決必須在兩天前通知；僅僅政府的一項提案遭到否決，不應認為必須使政府辭職。
因而，總的說來，第一次競選運動中鬥爭所圍繞的主要問題，不是關於應該有什麼樣的憲法的問題，而是將來制訂這一憲法的機構應該具有怎樣的性質和權力。法國選民在投票時，很少有人明確地想到希望自己所選的人帶來什麼樣的憲法。除共產黨外，所有新成立的或重新改組的政黨，都還只剛剛來得及制訂出或調整好它們的綱領。然而，在兩個根本性問題上，抵抗運動中的三個主要政黨——共產黨、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黨——一開始就有完全一致的意見：第一，大家都堅決認為，法國需要另訂一部新憲法而不只是舊憲法的修訂；第二，一致拒絕採用美國式的總統制政體。而同時，正如上文已經提到的，抵抗運動的另一個偉大的成員戴高樂，卻另有一些想法，這些想法得到了很大一部分勢力的支援，他根本不考慮各黨派的這種明顯的觀點一致。這一事實，在1945年10月舉行的那次公民投票（與大選同時進行）的結果中，表現得相當明顯。
三大政黨在制憲會議中所得的席位數幾乎相等，共產黨以微弱優勢成了數量上最強大的政黨；然而儘管在公民投票中有百分之九十六的投票者拒絕恢復第三共和國體制，卻有三分之二的投票者同意奧里奧爾方案，贊成給制憲會議套上某種變相的“緊身衣”，反對授予它以無限權力。因此，意味深長的事實是：法國人民就在同一天裡，一面透過公民投票表達了他們對戴高樂的信任，一面又透過選舉制憲會議代表而使共產黨成為法國最強大的政黨。而且，不論是戴高樂也好，共產黨人也好，他們之所以處於這樣的地位，只是因為，他們不僅在領導反抗侵略者的戰鬥方面，而且在各自以十分獨特、十分不相同的方式給予法國政治以新的推動和新的活力方面，起了他們的作用。
戴高樂的個人勝利有多大，這在籌組政府時很快就顯示出來了。首先，他向新選出的制憲會議正式提出辭呈，並立即經全場一致透過再度當選為臨時總統。接著，對共產黨所提出的由於他們贏得議席較多，因而有權優先選擇重要內閣職位的要求，他斷然予以拒絕。氣氛變得緊張起來，共產黨人表示不再願意效忠戴高樂了，要求由他們的領袖莫里斯·多列士出任總統。戴高樂於是又一次提請辭職，但處於舉足輕重地位的人民共和黨則表示拒絕參加任何不是由戴高樂領導的內閣。然後，突然之間，所有參與爭吵的各方似乎都意識到了爭吵所包含的危險而冷靜了下來，迅即達成了一項把內閣職位“公平分配”給三個政黨的妥協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共產黨居然勉強同意了戴高樂玩的這樣一個花招：把國防部分為“軍事裝備”和“武裝部隊”兩個部門，只以“軍事裝備”部門讓給共產黨，而戴高樂則除了掌握總統…總理的職能外還保有國防部長的頭銜。
然而，儘管戴高樂贏得了所有這一切表面上的勝利，一個新的局面卻已經開始了，在這新局面下他很快發現自己面臨著兩種抉擇，要麼放棄他那奧林匹斯山般高於一切的崇高地位而下降到黨派政治的角逐場中來，要麼就完全退出政治。在短得出人意料的一段時期內，他就選擇了後一條道路。他在財政和軍事政策問題上同制憲會議日益滋長的爭吵，他對制憲會議所提新憲法草案建議的激進傾向所公開表示的不滿，終於在1946年1月22日導致了他的“堅決”辭職和“戰略性”的退出政治。社會黨人費利克斯·古安繼他任臨時總統；再次成立了一個三黨聯合政府，但戴高樂派人物都被摒除出了內閣。
戴高樂原先一直希望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黨能攜起手來，從而在法國政界中出現一箇中間派的溫和力量。由於大選的結果，社會黨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同人民共和黨聯合，他們就將擁有一個壓倒其他政黨的明顯多數，但如果同共產黨聯合，則掌握的多數將會更大。共產黨人當然切望能防止前一種聯合而促成後一種聯合。所有這一些勾心鬥角、各自謀求有利地位的活動都發生在醞釀新憲法的那段時期內，因而歸根到底不可避免地使新憲法蒙受其害。雖然憲法不是由制憲會議全體而是由四十二人組成的一個專門委員會來起草的，但委員會的席位是按照各黨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