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了這些撣邦，他們有時在逞羅和中國雲南南部之間的邊境上與中國軍隊發生武裝衝突。
在暹羅境內的日本軍隊行動相當謹慎，因為他們的指揮官不希望在這個位於通向馬來亞和緬甸戰線的交通線上的國家裡發生麻煩。暹羅當局仍然管轄自己的國民，雖然由日本的“憲兵隊”處理在日本軍事佔領區內被控告有罪的日本人、中國人和印度人，並且在曼谷設立了一個聯合軍事法庭來處理這些人的案件。這樣，日本人就能夠對中國人和印度人施加壓力，使之加入親日組織。的確，在一段時間內，曼谷曾是日本扶植的“自由印度”運動的總部。
一般說來，暹羅人對日本人沒有什麼好感；而他們對日本人的厭惡卻由於日本的軍人和僑民在這個國家中的所作所為而加劇了。日本軍隊經常用軍用票，包括53他們自己印刷和發行的暹羅紙幣，來購買食品和其他物資。這導致了對紙幣的普遍不信任，和隨之而來的物價上漲。中國商人和貿易團體隨即進行囤積和投機，特別是囤積大米，結果使得曼谷和其他城市裡糧食缺乏。日本僑民蜂擁進入暹羅，在親日的和貪汙的暹羅官吏的幫助下，他們共同控制了——實際上自然是意味著日本人控制了——許多國營企業，例如暹羅大米公司以及造紙和紡織企業。暹羅的主要物產大米的出口。為三菱公司的一個分公司所壟斷。所有這些引起了驚慌和不滿，而對退羅獨立地位的憂懼情緒也隨著日本文化宣傳的加強而增長，特別是在1942年10月在日本東京簽訂了日本一暹羅文化條約以後。這個條約規定：暹羅應為日本文化機構的活動提供方便，並轉播日本的無線電廣播節目。它又規定雙方將交換研究人員、學生、書籍、小冊子和電影。這樣一來，關於大東亞戰爭的宣傳和關於日本負有把亞洲從白人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使命的宣傳，在暹羅到處氾濫。此外，還有一個推廣以日語作為暹羅國內受教育階級的第二國語的運動，但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樣，這個運動沒有取得什麼成效。
暹羅與日本結成同盟所帶來的經濟上的後果，使它們之間的疏遠端度進一步加深了。1942年4 月，以財政部長乃瓦尼奇·巴那南達為團長的暹羅經濟代表團到東京訪問，想設法從日本進口工業消費品和主要物資，因為這時暹羅已不可能再從英國和美國獲得這些東西；同時並洽談向日本出口暹羅大米、橡膠和錫的問題。乃瓦尼奇在東京說，在戰前，當日本難於得到橡膠和錫這一類“戰略”物資時，暹羅曾幫助過日本。由於暹羅的經濟命脈過去一直依賴於從目前因戰爭而切斷貿易聯絡的那些國家的進口，所以現在暹羅希望日本向它出口物資，特別是鋼鐵和化學制品。
然而乃瓦尼奇是處在一種不利的情況下與日本進行談判的，因為現在日本已可從別處得到大米、橡膠和錫了。而且，由於日本正在進行戰爭，它只有極為有限的工業品可以出口，即使它很想這樣做。當時日本很大方地作出許諾，於4 月22日與暹羅經濟代表團達成一項經濟協定。這項協定規定了暹羅貨幣（銖）與日元之間的兌換率，使銖大大貶值；銖在黑市上的兌換率要高得多，特別是在戰爭的後幾年內。
日本方面答應給暹羅增加出口物資，並將價格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上。但是，特別是在海運損失日見增加時，日本無法滿足暹羅的要求了，暹羅隊日本進口的物品變得貨色既少而價格又貴。另一方面，日本起初的確購進了大量的暹羅大米、橡膠和錫。
可是由於暹羅在日本銀行中的信貸帳戶在戰爭期間一直被“凍結”，因此暹羅不能從貿易的順差中獲利。而且這樣的時刻很快就到來了：即使日本很需要暹羅的原料，但也無法運輸這些物資；結果，那些物資就大批堆積在曼谷倉庫中。所有這一切都是戰爭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後果，並不是日本人特意製造出來的。不管怎樣，以上這些情況與日本發言人所描繪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燦爛景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日本除了在暹羅國內駐紮大量的守備部隊以外（當戰爭進行下去，人民的不滿情緒增長時，守備部隊增了），還在這個國家內設立了許多戰俘營，把澳大利亞、英國和荷蘭計程車兵趕進戰俘營裡。暹羅人民常常盡他們力所能及，對這些不幸的人們表示同情和關懷。這些人中，數以千計的人葬身於暹羅北部的叢林中，因為在1942年6 月，日本帝國司令部命令建造一條暹羅—緬甸鐵路。這條鐵路將把緬甸南部的丹漂扎耶同在曼谷—新加坡鐵路線上的萬磅連線起來。7 月份進行了線路的勘測工作；透過同暹羅談判，簽訂了建造這條鐵路的協定之後，11月份日軍開始動工。這條鐵路從暹羅和緬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