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之一。因此，在日本被佔領的頭幾個月裡，盟軍最高統帥部就下令要大大削減內務省的權力和作用。1947 年4 月17 日透過了地方自治法，進一步剝奪了內務省的權力，諸如指派都、道、府、縣和地方官吏這類事情的權力。在最終實現了地方分權掌管警察，警察部隊與內務省完全割斷關係後，片山內闊建議撤銷內務省。這年年底，國會兩院透過了一個正式撤銷內務省的議案。
在片山內閣執政的最後幾個月裡，對司法系統的改革採取了一些最後措施。盟軍最高統帥部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只有在取消法務省及其根深蒂固的傳統做法，並取消內閣的強有力的法制局之後，才能把司法部門和政府的行政與立法部門實際分離開來。有人建議，這些機構可由一位具有內閣閣員地位的總檢察長來代替，他對行政部門將起法律總顧問的作用。他負責處理與政府有直接利害關係的一切訴訟，並作為首相的法律顧問。設定這樣一個新職位的法令在1947 年12 月17 日由國會透過，六十天後生效。此外，為了防止在新憲法生效之後法律制度崩潰而透過的許多臨時法規，在片山當政時期擴大了內容，臻於完善。例如，新的詳細的民法從1948 年1 月1 日起生效。
這部民法是以憲法新承認個人尊嚴和法律上男女平等為基礎而訂出的。廢除了舊式的家庭或家族制度，規定遺產平均分配，男女離婚享受平等權利。新的家庭人員登記法從同一天起生效，這樣就廢除了先前向內務省登記的做法。“家庭”被明確規定為雙親和沒有離開家庭的夫婚於女，家庭的登記屬於市或町的司法局的管轄範圍。刑法的部分修正案於1947 年10 月14日透過，其他的法律也儘可能快地透過了，使整個司法制度符合於新憲法的精神。雖然片山內閣逐漸失去人民的支援，無法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但是一些影響深遠的改革措施，是在片山執政時透過的。到1947 年年底，由於新憲法、新法規和隨之而來的一些行政改革，日本代議制政府的前景光明。然而，從基本的經濟情況的角度來看，情景遠不是令人鼓舞的。
第七節 佔領時期最初兩年的經濟狀況
（一）處於崩潰狀態的戰後經濟
雖然本書研究的重心一直放在佔領時期的政治方面，但經濟問題從一開始就極為重要。對大多數人民來說，衣、食、住比之那些不可捉摸的問題，如“民主”的含義或日本最終可能採取的政府形式等等，具有緊迫得多的重要性。因此，如果有一個政府能解決糧食和其他主要商品供應不足的問題，它必定會贏得廣大人民的支援。反之，任何內閣如果不能很快地滿足人民的這些需要，便會失去人心。儘管經濟問題在佔領初期的一年半里這麼明顯地重要，但盟軍最高統帥部對經濟問題關心較少，而更多注意軍事和政治問題。
採取這種態度，是出於兩個原因。首先，麥克阿瑟曾明確地作出決定：除了切實實現非軍事化外，政治改革重於一切。其次，他認為他不負責日本的經濟恢復工作，經濟問題應由日本政府自己去解決。關於這一點，美國的政策宣告和給麥克阿瑟的最初指令中已明確指出。最初指令明確規定：“對於日本經濟的恢復和加強，你不承擔任何責任。你可以向日本人民說明。。無論過去或現在，你都沒有任何義務維持日本國內的任何特定的生活水準。”1947年春天，當經濟情況十分混亂，以致有可能危及整個佔領計劃時，麥克阿瑟經人勸說，以後就較直接地關心經濟問題了。
上文已經指出，投降時的經濟狀況是嚴重的。投降以後，在1945 年8月的最後兩個星期內，失去控制的政府開支和貨幣發行的大量增加，加速了通貨膨脹的趨勢，增加了混亂和貧困。而且，貨幣流通量的上升標誌著物價控制機構失靈，商人預料會投降，因而囤積物資，政府財政赤字繼續增大。
1938 年國民總動員法透過後成立的物價控制機構，與日本的經濟生活緊緊地聯結在一起。各種物價是由直接有關的各省與“內閣研究局”協商後確定的。消費品的官方限價以1939 年9 月物價凍結時的價格為基礎。生產原料的分配、商品的價格以及製成品的配給，都由政府為每一項重要工業所設立的戰前控制協會進行監督。對以1939 年9 月價格為基礎的官價所採取的公然漠視的態度，和對供應短缺的大米以及其他基本必需品的大量需求，促使黑市活動普遍蔓延。對於定量配給和各種物價究竟是否有過真正有效的控制，是很成疑問的。
如果控制機構撤銷，那末必須有比較滿意的其他機構來取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