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由於該黨的領導人經過長期訓練，有紀律，熱忱，精幹，並且勤奮。例如，新的黨主席野板參三在1921 年就首次赴莫斯科。雖然他在1928 年警察搜捕時被失進日本牢房，但是兩年後他便失蹤了，而在1931 年以後就從他在莫斯科的住宅裡指揮著日本共產黨。從1940 年到1945 年，他在延安以岡野迸的化名和中國共產黨人一起工作。1946 年1 月，他結束了十五年的流亡生涯而返回日本，立即擔任了黨的領導職務。他得到1945 年10月獲釋後被選為共產黨總書記的德田球一的有力支援。黨的第三號人物是志賀義雄。他積極從事共產主義運動近四分之一世紀。
志賀義雄擔任共產黨的日報《赤旗報》的總編輯，是黨的主要理論家。
所有這些共產黨的領導人和老黨員在1946 年4 月都被選進了國會，不久都獲得了戰後日本最傑出的政治家的聲譽。儘管追隨他們的人數不多，但他們卻能使政局經常動盪不定。他們的宣傳和政治策略十分高明，因而許多日本領導人，尤其是教育界的領導人，都擔心共產黨人能積聚足夠的力量並得到足夠的支援，來破壞日本走向一個較具有代表性的政體的程序。在吉田執政時期所召開的三屆國會會議中，要算第九十次國會會議最為重要。這次會議原定開四十天，後來卻四次延長會期，從1946 年6 月20 日一直開到10月12 日，成了日本歷史上迄今最長的一次會議。在這期間，透過了新憲法，開始了程式方面的改革，在立法方面也表現出內閣真正獨立的一些跡象。在會議開幕式上，天皇用通俗的語言說：他將把憲法草案提交國會評議，並要求諸大臣提出預算方案和其他重要的立法問題。第二天，首相詳細敘述了自己的施政綱領。他保證操作好他所謂的“為民主與和平而設計的政治機器”，保證進行必要的行政改革。他主張革新教育，以剷除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一切痕跡。他答應去請求盟軍最高統帥部幫助改善糧食狀況；他鼓勵多生產化肥和農業必需品。最後，他建議透過恢復工業和增加工業總產量來防止惡性通貨膨脹。
在這些宣告中，有許多宣告顯然是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而發表的。此外，吉田內閣對實施具體的改革並沒有多少興趣。因此，盟軍最高統帥部採取了那種官方所稱為“以建議和說服的方式而不是釋出命令的方式來鼓勵必要的改革的政策”。例如，盟軍最高統帥部的官員們非正式地向眾議院議長樋貝詮三提出了他們的建議——使國會按照新憲法行使其適當的職能。這些建議十分有助於清除舊政權下政府的許多弊端。這些建議主張設立永久性的常任委員會，允許有充分時間來討論預算和其他重要的立法事項，並主張增加國會議員的薪金。這些建議還鼓勵立法機關自己決定審議所需的時間，主張每個議員都應有人幫助做秘書工作，還主張設立一個立法參考機構，包括國立國會圖書館在內。議長冷漠地接受了這些改革方案。盟軍最高統帥部的一名與此事直接有關的官員把這位議長說成是一個極不稱職的、把立法看作政府的一項附帶性職責的人物。儘管議長情緒牴觸，盟軍最高統帥部謹慎地避免迫他辭職。
不久以後，眾議院開始出現了令人鼓舞的跡象——它有希望成為得人心的政府的一個名副其實的機構。1946 年8 月，樋貝顯然是得到了內閣的默許，親自企圖改變小組委員會有關憲法草案某一修正案的建議。眾議院群情大譁。當社會民主黨人提出舉行不信任投票時，眾議院就吵開了，審議中止了。為了確保吉田政府繼續執政，樋貝被迫辭職，由一位自由黨人山崎猛接任議長。改進黨人木材小左衛門被選為新的副議長。不久便很明顯，這兩個人都意識到日本的立法機關在新憲法的約束下應起的作用。他們就職的時候都退出了自己的黨。此後，兩院都指定自己的委員會起草新規章和新程式，打破了把這類事情交給內閣法制局去做的先例。1947 年3 月透過了從這些委員會的報告中歸納起來的“國會改革議案”，當時山崎仍然是議長。新憲法以及為執行斬憲法而制定的臨時性法律都是在他的任期內透過的。1947 年4月山崎在接見作者時表示，他很明白日本這個國家在稱得上“通曉民主”之前所需要花的時間和需要作出的努力。用他的話來說，日本剛開始走上通向民主的道路，需要花十五年時間經常進行民主原則的教育。從他個人的行動來看，很清楚，他是在為日本繼續沿著民主的大道前進而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對新憲法草案的正式審議
鑑於麥克阿瑟將軍和盟軍最高統帥部民政局對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