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狩獵過渡到畜牧；在大多數沙漠阿拉伯國家，是從畜牧業向農業過渡；而在埃及和以色列，則是從農業向半工業過渡。它的許多地區面臨一個嚴重問題，即人口增長而耕地面積和生產力卻沒有相應的增長。埃及的人口在戰前二十五年中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耕地面積卻只增加百分之一。據估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的增長率甚至更高，戰爭爆發時，年增長率即達百分之二點五，猶太移民還完全沒有計算在內。在這些國家中，人口對食品供應的壓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如遇生產上和貿易上的經濟情況發生任何突然的失調，例如戰爭所引起的失調，它們就要遭到嚴重的危險，這是很自然的。
無疑，該地區的人口主要是農業人口。埃及、蘇丹、巴勒靳坦、外約旦、敘利亞、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人口數字，在城市中的是五百五十萬，在農村裡的是二千七百萬，其比例約為一比五，同英國六比一的比例恰恰相反。根據粗略估計，每個男工的農業生產率差不多隻及英國水平的四分之一，美國水平的六分之一；但每英畝耕地的產量，對比之下，情況要好得多。這一地區呈現出來的情景是，其經濟一部分是僅能維持生活的農業和畜牧業，一部分是沿著古老的貿易通道的經商活動，一部分是某些主要剩餘農產品對歐洲和一般工業社會的出口（如埃及的棉花、伊拉克的棗子等）。這些產品用以交換主要供城市消費的製成品以及鐵路、發電廠和某些工廠所需的基本建設的裝置。農村經濟的維持，部分是靠對城市出售剩餘穀物，部分是靠各種各樣的農村手工業——制繩、鞣革、羊毛製品等等。農民指望透過這些貨物的交換，購買一定數量的消費品——火柴、燒飯的火油、雜貨、鍋子以及某些簡單的金屬製品，而最主要的是衣著用的棉織品。事實上，這些消費品大部分是進口的；而且，顯而易見，這些進口貨源的枯竭，就意味著剩餘穀物再也不會從農村中賣出來。
中東對外貿易的方向自然是有些複雜的。印度是棉織品的主要來源，其他製成品主要來自歐洲。1939年對英國的貿易額約為八百萬英鎊，對其他歐洲國家約為一千四百萬英鎊，對美國約為一百萬英鎊。顯然，完全斷絕對歐貿易，要使中東的經濟即使是大體上保持它的正常狀態，也將會給英國和美國加上一個沉重的負擔。
就英國來說，居民都有文化，又有一大批經驗豐富的文職人員，要在短時間內大規模地改變生產，雖然有困難，但還遠非不能辦到。可是，要使另外一些國家這樣地調整生產，其情況勢必與英國大不相同。這些國家的社會制度是“封建的”，人口中通常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文職人員很少，營私舞弊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它們主要的經濟基礎大體上是一種固定不變的、傳統的農業體系。那些試圖幫助中東渡過其危機的英、美顧問經常遇到的，全是些英國人從都鐸王朝時代起直到十八世紀才得解決的問題。
戰爭的最初八個月並沒有十分劇烈地影響中東。地中海是開放的，同南歐、英國和美國的貿易依然暢通無阻；印度還未受到日本的威脅，仍舊可以生產供中東消費之需的紡織品、大米、茶葉和香料。但是，中東的商人已很清楚地預見到風暴行將臨頭，因此，當進口還是可能的時候，就有一種增加進口的趨勢，結果貨物慢慢地開始在港口堆積起來——這是問題的最初跡象，後來當軍需物資開始大量湧到時，它就變成一場災難了。
1940年6月，新的局面開始顯示出它的真象。義大利的宣戰，接著是法國地中海艦隊的損失，意味著地中海遲早要被封鎖，不能發揮其貿易通道的作用。這一下子，中東就成為世界上從英國獲得供應品的最遙遠的地區之——取道開普敦航線相距約一萬二千英里。
1940年秋，英國面臨的兩個迫切問題是：保衛本土基地以防入侵；對在中東的韋維爾將軍進行增援。他肩負著保衛埃及和蘇伊士並掃蕩可能威脅蘇丹的東非義大利部隊的重任。對中東司令部的補給當然是一項軍事要務，因此這年冬季，埃及各港口以及整個鐵路和公路系統就開始感到民用進口和軍事供應之間競爭的壓力。那時，中東港口的總吞吐量，約為五百五十萬噸民用進口物資，而到了阿拉曼戰役的時候，單單是軍事運輸計劃就已達到每年五百萬噸以上。
由於1941年春一系列緊急事件的結果，英國已認識到，在不久的將來，中東的政治和經濟問題都將發展到具有重大關係的地步；如果總司令為處理民用物資的供應和政局不穩定這兩方面的迫切問題而大傷腦筋，那就不可能指望他專心致志於指揮戰爭。英國派駐每一國家的外交使團也不可能對整個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