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這個邀請是出於誠意的話”。但是對於進一步的問題，如張伯倫是否可能會接受邀請參加一次“沒有波蘭參與”的會議，則拒絕表示意見。
按照外交部的看法，這次與戈林和包登夏茨的會晤既“沒有壞處”也沒有“很大好處”。它事實上又一次透露了“德英兩國政策的一個基本矛盾”，它的要點似乎是“另一次試圖使我們參加一個把波蘭排除在外的關於但澤的四國會議，而它的目的只能是迫使把但澤歸還德國”。外交部因此在對方作出另一個行動之前不再採取任何行動。當達勒魯斯在8月中又與他的英國朋友們接觸時，這個行動到來了，他強烈主張，如果英國同意四國會議的想法，應該讓一位“官方人士”與斯潘塞一起去斯德哥爾摩同包登夏茨作進一步的討論。達勒魯斯還轉達了文內爾…格倫的一個提議，即到華沙去見貝克並試圖勸他派一位使者到斯德哥爾摩去會見包登夏茨。外交部對這些建議都不贊同。斯潘塞曾對達勒魯斯說，他“走得太遠了，也太快了”；他自己就強烈反對把會談提高到官方一級水平的想法。哈利法克斯最初傾向於認為，也許應該直接給戈林送一個資訊，以“支援和鼓勵”他避免戰爭的努力；但是最後在張伯倫的同意下決定，不應與戈林進行正式的接近，雖然讓斯潘塞和他的朋友們與達勒魯斯保持接觸不會有什麼害處。
從戈林對一批英國工商界人士和對萊斯利·朗西曼講的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仍希望能夠說服英國不在但澤問題上支援波蘭。因此在英國政府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一項，看來就是要使納粹領袖們相信，英國是當真要打的，如果德國企圖在但澤造成既成事實，因而引起波蘭的抗拒的話。在這一點上必須加以說服的那個人顯然就是希特勒本人，而決定不把與戈林的接觸提高到官方一級水平的理由之一，也就是因為倫敦正在考慮派一名特使去見希特勒是否有益這一件事，這種考慮則是由於來自德國方面的一系列建議都說派遣使者的辦法將是可以接受的。
在關於最後同德國舉行談判以解決存在的問題的可能性的一切會談中，英國代表們強調首先最重要的是重新建立信任，而這隻能由希特勒自己作出行動和宣告才能辦到。8月初謠傳每年9月在紐倫堡舉行的國家社會黨大會，今年將標以“和平大會”的名稱，如果這是真正的意圖，那麼很可能希特勒也許是想利用這個機會來宣佈一下他贊成和平，這就或許能成為對緩和緊張局勢的一個真正貢獻。因此，重要的是不僅要使他了解英國在必要時將決心戰鬥，而且還要使他相信英國願意討論一個總的解決辦法，如果戰爭的危險能夠避免的話。
如果應當向希特勒本人當面解釋英國政策的雙重性是極為重要的話，有如它看來的那樣，那就發生了這項任務應交給駐柏林的英國大使還是交給一位特使的問題。在真正的緊急時刻，亨德森大概能夠克服每當一個外國的外交代表試圖接近德國的元首時外交部常會設定的那些障礙，但是如果亨德森真的獲得了一次接見，他能夠用以表達英國決心履行它對波蘭的保證的任何語言，是否會使希特勒聽起來具有說服力，那卻仍舊是很值得懷疑的。不錯，亨德森最近在外交部與魏茨澤克的幾次會談中已強調了他的政府的政策的這一方面；但是在柏林當然大家也都知道，這位大使的私人意見是：波蘭人是“挑釁的”，應當引導他們去同德國政府直接談判一項解決辦法。
當考慮在這關鍵的時刻是否把解釋英國的政策的責任委託給亨德森或一名特使時，英國政府還必須考慮希特勒本人曾表示他希望與一位能講德語的英國人會談這一事實，他甚至曾指明他高興會見的某一個人。
我們已經看到，英國可以派“一位有名望的人”訪問希特勒的建議，已由沃爾塔特在7月18日會見霍勒斯·威爾遜爵士時提出。威爾遜當時注意到這是一個“我們現在同它非常熟悉的”想法。象這樣的試探者自然要受到懷疑的看待，因此這個建議在希特勒於8月11日接見但澤高階專員伯克哈特之前似乎一直沒有得到過特別的注意。希特勒在這次接見中對於伯克哈特的一個建議，即他最好還是“同一位英國人直接談談”，回答說：“一位能說德語的英國人？他們告訴我艾恩賽德將軍德語講得很流利。”在希特勒與伯克哈特會見時有一部分時間也在場的納粹但澤地方長官福斯特爾熱情地支援這個建議。他提議由他本人來作必要的安排，並且在幾天以後透過英國駐但澤領事同英國政府就這個問題通了資訊。此外，8月15日魏茨澤克也以贊同的口氣向亨德森提到“一位既能講出色的德語又是內閣核心成員的人可以同希特勒談一次話”的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