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明他們的態度的正確。同時，在征服中國的努力中消耗掉了相當大一部分的日本資源，這就使得日本成了一個不很得力、因此也就不太合乎需要的盟國，特別是在共同反對蘇聯方面，這並不是對德國的政策不發生影響的。另一方面，日本軍方首腦既沒有能單憑武力來解決中國事件，又沒有能使自己從中國事件中擺脫出來而不損傷其國內威信，這種失敗促使他們採取了一些措施，特別是涉及外國在中國的權利和利益的措施，從而更加擴大了日本和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的裂縫，並幫助了那些贊成日、德、意三國更加密切合作的人。
第二章 日本人對外國租界施加壓力
對華衝突未能勝利結束，使得日本人產生了挫折和憤怒的情緒。他們是這樣一個民族，在他們彬彬有禮的態度和表面的含蓄後面，卻隱藏著一種容易激動和十分活躍的性格，他們在處理任何問題時，容易動感情，而不是冷靜分析。他們現在覺得他們受到欺騙而失去了勝利的果實，並因為他們的對華政策引起了普遍的敵視而感到怨恨。由於受到宣傳的深刻影響，他們深信東亞新秩序的意圖是好的，但他們不能明白為什麼除了他們的軸心國夥伴之外，它在國外卻得不到同情。這種同外國敵對的意識，在日本人中間引起了一種好鬥的精神，他們的領導人就又很快地利用了這種心理。
日本陸軍首腦們需要一隻替罪羊。他們知道，日本輿論中的一個決非無足輕重的分量，會把中國衝突的曠日持久和最終結局歸咎於他們，而這種追究責任可能會給他們帶來傷害，除非他們能夠把繼續進行一場使人精疲力盡、代價昂貴、已不再能以偉大勝利來吸引人的鬥爭的責任轉移到其他地方。他們無疑還能記得1918…1922年間日軍在西伯利亞的冒險，結果使它在日本國內的威望和影響大受損害，而且也沒有得到一寸的土地來補償生命和錢財的損失。自從1923年發生大地震以來，由於陸軍能夠很有成效地處理那場災難後出現的悲慘局面，它已經重新獲得人民的敬重；但是如果這次規模更大得多、耗費也更大得多的中國事件，最後證明同樣也是對日本毫無好處可言，那麼以後陸軍對政策的影響，很可能要受到一次決定性的和持久的挫折。
日本軍方首腦並沒有正視這樣一種前景。他們指望最後能拖垮中國的抵抗，並找到一種辦法來控制他們所侵佔的中國領土，以便進行廣泛的經濟開發。這樣既可以幫助日本戰時經濟的發展，又可以透過向日本工業資本家提供新的賺錢機會來籠絡他們。但這種拖垮敵人的過程需要一個很長的時期，它勢必要使日本經濟持續地處於緊張狀態，並使日本人民的生活更加艱難。它與1937年夏天歡呼的人群擠滿火車站送別派往中國的軍隊時，人民心中所想象的速戰速勝的出征，將會是很不相同的。所以陸軍不得不為它的未能迅速結束戰爭進行辯解，並且它也急於想把一場令人厭煩而又負擔沉重的消耗戰所引起的人民對它的反感擺脫掉，這場消耗戰不僅在軍事方面，而且在財政和經濟方面也都消耗嚴重。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陸軍指責西方國家——德國和義大利除外——所採取的態度和政策，應對鼓勵中國人繼續抵抗，以致剝奪了日本的勝利果實，負主要的責任。在這個問題上，英、法、美三國和蘇聯都受到了攻擊。但是象在任何情況下一樣，這個最後提到的大國，由於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原因，就被看成是最敵視日本的國家。因為覺得法國是在追隨和仿效英國和美國的榜樣，所以主要是對英國和美國進行指責。它們聲言反對新秩序，它們在外交上繼續承認重慶政府，以及它們對自由中國的貿易和貨幣給予財政上的援助：所有這一切都受到了強烈的攻擊。在這方面，日本人並不僅僅是做出一種姿態；他們明白中國從國外得到的道義上的支援和為數有限的物質援助，是使它能夠繼續鬥爭的重要因素；而且，這場鬥爭越是多使用經濟和財政的武器，這些因素的重要性也就會越大。中國政府在日內瓦和別處雖然理所當然地迫切要求給予更多的援助和採取直接的措施以挫敗日本的戰爭努力，但它也認識到它已經得到的援助的價值。在此期間，它知道它的鬥爭得到大多數國家的同情，並相信慷慨的援助終將到來，這對於鼓舞中國人計程車氣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日本的外交官和軍部首腦同樣清楚地覺得，如果能夠把中國人的這些希望打破，並促成一個遠東的“慕尼黑”，日本的任務也就會相應地減輕。從這場衝突一開始，他們就採取軟硬兼施和對外國在華利益施加壓力的辦法來達到這一目的。
日本政界人士花言巧語地說，他們樂意同那些能夠採取適應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