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只需要消耗不太多的軍火就夠了。日本的國債在迅速增加，但它全是內債，並且被戰時生產的刺激和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造成的國民收入的增長所抵消了。日本人民對無止境的中國事變日益感到厭倦，對缺少消費品，特別是衣服和鞋襪，感到惱火。但是增加的捐稅和儲蓄，控制住了通貨膨脹的趨勢，因此在人民中還沒有產生什麼嚴重的不安。日本購買原料所需外匯儲備日益減少；但它已經積聚了大量的存貨。在1939年，日本很象是一個在從事一場令人厭煩的殖民戰爭的國家，而不大象是一個在竭盡全力和充分利用其一切資源來反對一個勢均力敵的對手的國家。
實際上，日本軍隊首腦是在利用中國事變來為他們的國家捲入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作好準備，他們倒也並不掩蓋他們的這種意圖。在1939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最有可能成為敵人的似乎是蘇聯，日本同這個國家的關係是最壞的了。1938年11月28日，當時的陸軍省次官東條中將曾在一次日本企業家的集會上警告說，日本可能不久就會發現它自己在同蘇聯和中國打仗，戰時生產計劃的制訂要估計到這種可能性。第二年1月日本國會開會時，有人曾就東條的這一講話質問陸軍大臣板垣將軍。板垣答覆說，日本軍隊沒有侵犯蘇聯的意圖，但他宣稱，如果發生來自俄國人方面的敵對行動時，“我們準備擊退他們，並且毫不猶豫地消滅他們”。他接著又說，當軍隊集中全力來徹底解決中國事變時，在這種解決和對付蘇聯的軍事準備之間是有著緊密聯絡的。“我甚至可以這樣說，它們是完全相同的。”換句話說，日本的軍事力雖必須強大得足以制止蘇聯站在中國一邊進行武裝干預，或打敗這種干預，如果它發生的話。
這樣，日本的軍方首腦們就已預見到了，日本由於企圖在遠東稱霸，可能會卷人同一個或幾個大國的糾紛中去。因此，他們不想在中國戰場上投入太多的武裝部隊。此外，如果歐洲大戰爆發，就有可能——在日本的將軍們看來是很可能的——德國不是打敗它的對手，就是削弱它們，使得它們不能在遠東做任何事來反對日本，從而被迫放棄它們對中國的支援並接受日本的新秩序。在那種情況下，失去了外國援助希望的中國，就可能無須再經過重大的戰鬥而屈服。這樣，從日本人的觀點來看，同中國人的觀點一樣，在中國的這場鬥爭的結局，將不可避免地同未來的世界衝突聯絡在一起。
由於這一切原因，日本人決定在中國不再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而只是把他們的力量用在打擊和擊潰任何中國軍隊的集結上，這種集結可能表示中國人要對某處重要的日軍陣地發動一次區域性的反攻。1939年初，日本人的確向長江以南發動了一次進攻，結果是在3月27日奪取了江西省省會南昌市。但除此以外，他們沒有試圖再去佔領任何新的大片領土。1939年5月可以看到日本新策略的一個例證：當日軍從漢口的西面和西北面越過漢江向前挺進時，似乎有攻取沙市和宜昌兩市的企圖，但經過三週的戰鬥之後，它又返回了原地。日本人聲稱已經切斷和擊潰了大批集結起來的、可能打算重新奪回漢口的中國部隊；另一方面，中國人則斷言，他們已打退並挫敗了一次日本人向長江上游推進的努力。外國記者們傾向於對雙方的說法都持懷疑的態度。但鑑於日本人沒有能在中國打出決定性的一擊，報紙的報道有點傾向於低估日本取得的成就，而接受中國人所作的關於日本正在變得衰竭和虛弱的宣傳。實際情況遠非這樣；日本正在把大量的開支用於擴充和改善它的戰爭潛力。1939年10月，英國駐東京武官報告說，日軍在人力、士氣、作戰經驗和軍火儲備等方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
至於別的方面，日本人在1939年春夏之際對華北和長江流域的游擊隊發動了廣泛的“掃蕩”遠征。但是，這些出擊並沒有產生什麼永續性的結果，到7月，由於河北和陝西南部發生洪水，更是受到了極大的阻礙。日本空軍加劇了對自由中國各城市，包括戰時首都重慶在內的空襲；這就引起了外部世界的抗議，對於這種不分青紅皂白地濫用空中武器，那時的各國還不曾變得麻木不仁，無動於衷。
但是當中日衝突這樣有氣無力地拖延下去的時候，雖然形勢變得日益明顯，最終的結果將主要取決於遠東以外的事態發展，可是衝突仍在繼續進行和日本已不能隨心所欲地決定一切這一事實，卻對世界的其他部分有著很重要的影響。一方面，日本軍政界首腦中那些對於使日本捲入新的冒險的做法主張要謹慎、並且反對加強日本同歐洲軸心國的聯絡的人，可以用中國事變仍在繼續這一事實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