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邨，確實是投奔了汪，並且當他的政權1940年在南京成立時他們就作為這個政權的成員而出現了。但是，與近衛親王所期待的、並使繼任的日本政府終於沒有盼到而大失所望的那些軍政顯要人物的叛蔣相比，他們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
因此，在1939年的最初幾個月裡事情已經變得很清楚，即中國能夠而且肯定會繼續鬥爭下去。1月4日近衛內閣的垮臺，雖然更多的是由於日本國內政治局勢的緊張，而不是因為同中國議和的失敗，但它是日本的希望已化為泡影和中國經受住了一場危險的風暴的又一個標誌。西方民主國家在它們分別致日本的照會中表示，它們拒絕預設日本提出的東亞新秩序，這也就構成了對中國合法政府的一種保證，即如果它自己不屈服於日本的話，那麼民主國家也不會以滅亡中國作為代價，來換取日本在未來的世界衝突中保持中立。那種衝突的陰影正在籠罩世界，在不吉祥的1939年3月裡，當希特勒的軍隊長驅直入布拉格時，它更大大地擴充套件並加深了。迫在眉睫的世界鬥爭將會是什麼樣子，這仍然很難明確地加以預測；但重慶政府既相信，而且也很自然地希望，日本將會捲入同西方民主國家的，或同蘇聯的，或同這兩者的糾紛中去，而這兩者的結合最終將會把它打倒。因此，在重慶政府看來，中國最好的辦法就是繼續抗戰，直到這樣的事情發生；既然它不能沒有別人的幫助就解放自己，它的命運將同總的結局聯絡在一起。於是，中國政府決定等待那即將來臨的全世界範圍的衝突。它深信，它的忍耐和不屈不撓的精神終將得到報償。
軍事上的考慮，和政治上的考慮一樣，迫使中國採取一種堅持下去和等待外援的政策。在1939年初，據估計蔣在非敵佔區擁有一百五十萬武裝人員，但這些人員與其說是一支正規軍，倒不如說是一支質量和裝備很不整齊的烏合之眾的軍隊。中國軍事上的缺陷，不僅僅是由於缺少武器和彈藥，包括重型武器和飛機，雖然這方面的需要量是很大的。在中國廣大內地，只有少數比大車路或碎石子路要好些的道路，除了崎嶇險峻的山區就是大片沼澤的水稻田。一支正當地徵募起來的、有適當的給養和訓練、並配備有相當的指揮員的軍隊，在這種地區將會是一個危險的敵人，即使它只是用步槍、機關槍和戰壕迫擊炮武裝起來的。但是，雖然蔣及其部下一些比較有識之士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來加以改善，中國軍隊的招募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按照都鐸王朝和早期斯圖亞特王朝時期英國軍事實踐的研究者所熟悉的、並被莎士比亞筆下的福爾斯塔夫不朽化了的那種方式進行的。這樣招募來計程車兵餉銀低微，缺衣少食，並且是用五花八門的武器裝備起來的。他們的軍官中很少有人具有較多的現代戰爭經驗，或精確組織和選擇時間的實踐，而這些對於正確地指揮大部隊卻是必不可少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士兵在抵抗一個組織和訓練都比自己優越得多、物質裝備也好得多的敵人方面，卻能表現得不錯，在實際上做得也很好，這是很了不起的。
在1939年春天，據說日本在中國，除滿洲外，駐有二十五個師，或五十萬以上計程車兵。其中十一個師駐在華北和內蒙，同樣數目的師分佈在長江流域，相當於三個師的兵力駐在華南。這些兵力分散在有二億七千萬居民的六十萬平方英里的中國領土上。日本士兵沒有，也不可能真正佔領比這廣大面積中的一小部分更多一點的地方；他們只佔據了主要的城鎮及其郊區和主要的交通線。在廣大的中間地帶，中國的各種各樣流動軍隊和游擊隊，一直在擴充他們的控制區。他們與其說是對侵略者的一個嚴重的軍事威脅，倒不如說是使日本人很傷腦筋的事。這一部分是由於地方各游擊隊內部之間因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而鬧糾紛；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們長期缺少武器、軍火和炸藥。然而，他們所佔據的地方是大片富饒的華北和華中棉糧產區，這對日本人在經濟上剝削那些地方是一個實在的障礙，而這恰恰是日本打算建立的那個新秩序的首要目標。日軍派遣一個縱隊去打擊游擊隊，就好象以劍擊水。在日本遠征軍到來之前，游擊隊就散開了；等它返回基地，就又跟著跑了回來，並且一有機會，就截斷那些掉隊的人。為了佔據平原低地，日本需要有常駐的守備部隊，這就需要把大批增援部隊源源不斷地派往中國。
儘管存在著十分巨大的空間和地形方面的障礙，日本軍隊懷著征服自由中國的心臟、富饒而遼闊的四川省的目的，本來是能夠再進一步深入中國的。但是，即使他們能如願以償，還是沒有絕對的把握能使蔣屈服；他或許還會從更遙遠的中國西北地區繼續進行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