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的安排，並從能夠和願意向它們提供援助的任何其他方面設法取得更多的援助。我要把話說清楚：這一政策並不是一項由於雙方彼此懷有敵意而把歐洲大國分成對立集團的政策。……我們謀求建立的不是一個我們自己和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盟。而是一個反對侵略的和平戰線。
這種為防止德國進攻的危險而相互保障安全的防禦政策。從這位可敬的公民的觀點來說，是一項顯然合法而又合理的政策，但從希特勒的觀點來看，則是一種無法容忍的挑釁。
這是以另一種方式說明：希特勒所生活的世界不同於英國“核心內閣”成員和他們的同胞在其中感到安全舒適的1939年的世界。其時，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歐洲橋頭堡事實上分裂為兩個世界，在物質上它們相距不過幾分鐘的飛行路程，但在精神上彼此之間則有許多里格和許多世紀的距離。對於一位從希特勒上臺到他發動戰爭那段時間每年定期訪問德國的英國人來說，這兩個世界之間的轉換使他在精神上感到的苦惱，猶如飛機升降時因高度突然變化而在肉體上感到的痛苦。這的確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內部前所未有的一次經歷；因為，雖說這個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其多變化的歷史程序中時升時沉，但它以前總是或多或少處於同一的精神水平，不管這個水平是什麼樣的。這個西方基督教世界過去從未被一條象1933年在德國和它的西方鄰國之間出現的那樣既深且廣的鴻溝所分裂。在1955年，普通讀者所知道的第三帝國內幕，比起當日張伯倫及其同僚所曉得的要多得多；然而就在1955年，德國人以外的人們仍然很難理解，一個繼承了西方基督教傳統的偉大的西方人民，怎麼會被希特勒及其同犯所迷惑，從而成為他們罪惡企圖的工具。這個問題對於張伯倫及其同僚來說，不僅是很難解釋，而且也是不可思議的；在他們的沒有能力或不願面對事實這方面，他們倒是他們的大多數同胞的代表。在那關係重大的1934年到1939年期間，英國政治家中除丘吉爾以外幾乎沒有什麼人具有能看清可怕真相的洞察力和毫無保留或毫無猶豫地準備對之採取行動的意志力。
如果英國“核心內閣”判斷錯誤的一個原因，是他們低估了希特勒道德上的不端正，那麼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們過高估計了英國的力量。這也是十九世紀英國自由黨人的習性；因為自由黨人雖然良心上厭惡英國傳統性的利用其力量來進行侵略活動，但也並未削弱他們所抱有的傳統性的英國人信心——即相信這支力量能夠有效地被用來作為一種在國際關係中維持法律和正當的統治的制裁手段。在1939年3月17日到8月24日之間，當張伯倫等人聽到俄德條約的訊息時，那個“核心內閣”似乎相信，英國這隻獅子只要用它的前腳爪站立起來和揚起它的鬃毛就可以制止希特勒，並使希特勒心目中的下一個犧牲者得到安全保障。何況還可以聯合整個英聯邦一起行動，以代替英國獨自的努力；過分相信尚未使用和尚未加強的英國力量有制止希特勒的效力，這或許就是在英國和德國互相競爭以使其他歐洲國家依附自己的那些生死攸關的日子裡聯合王國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的關鍵所在。“至於……有人提出批評，說如果我們沒有能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有效的軍事援助，那麼我們能向波蘭提供的就更少了；答覆是：在每一種情況下，成為威懾力量的是一場有英國參加的世界大戰而不是區域性性的英國援助。”如果英國力量特別強大，能以一當十，那麼盟國就是多餘的了；那個“核心內閣”相信，依靠英國自身的資源，他們已掌握了充分的潛力，足以制止德國發動戰爭，如果不能制止它就擊敗它。這種信念可能已使他們排除了必須運用“強權政治”的想法，因為他們在良心上是厭惡強權政治的。如果在3月17日到8月24日期間事實的真相是，他們不去尋求建立一個具有壓倒優勢的強大聯盟來抵制希特勒，而只是為道德原則辯護，那麼他們政策中本來無法解釋的許多東西現在是可以得到解釋了。
他們當時支援的原則是尊重國際事務中的法治，尊重弱國的權利，就象哈利法克斯在1939年4月19日所講的那樣：
如果你的最後一著是要求人民……作出犧牲、去冒生命危險，那麼除非這種事業能夠感動他們天性中最高尚的素質，否則他們是決不願意為它去犧牲的。我已盡力想說清楚，我們的政策就是以此作為基礎的。我們的政策所根據的原則是：小國的權利不應該被強國撇在一邊，在各民族之間的關係中武力不應該成為決定性的因素，協商不應該被強制所凌駕或壓倒。
這一表明英國“核心內閣”信念的宣告是權威性的。它大大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