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誌著英德恢復和睦關係達到頂點。鄧尼茨後來說，這表明希特勒的政策目標僅僅是“確保德國的陸地邊界，防備敵對的鄰國：他的主要潛在敵人是俄國，沒有一個海軍大國被認為是德國未來的對手”。戈林的觀點則不那麼侷限。
納粹分子認為裡賓特洛甫於1935年同英國簽訂的海軍協定是一項輝煌成就，而裡賓特洛甫的聲望也達到高峰。戈林說，納粹分子本來打算按照低於百分之三十五的條件就認帳了；重要的事情是凡爾賽條約的桎梏至此業已打破，而軍備狀況可能重新調整。
但是在1935年秋季爆發了義大利同衣索比亞的戰爭以後，希特勒陷於左右為難的境地，他的兩個預期的同盟者發生利害衝突。施佩爾的印象是他在猶豫究竟是站在義大利人一邊，還是站在英國人一邊，他認為這是一項根本性的決定。即使在那時，他仍然強調，就象他後來一再重申的，他準備把帝國和國防軍聽任英帝國支配作為一種“保證”，如果英國同意他在東方“自由行動”的話。當時他為這個問題費了很多心思，特別是因為他認識到義大利作為盟友是不夠格的。他說這是興登堡留給他的政治遺言的一部分……德國永遠不可再同義大利通力合作。因此在發生阿比西尼亞衝突的日子裡，按照他所認識到的形勢必得同義大利合作來反對英國，他為此感到沮喪。
但是在那個時刻，確保德國地位的下一個步驟就是重新武裝萊茵蘭，對英法利益的一次打擊；而不是征服奧地利，對義大利利益的一次打擊；所以希特勒在整個冬季進行等待而不明確表態之後，能夠在他自己選擇的時機內奪取萊茵蘭，這也碰巧給了墨索里尼一個來得正好的轉移其敵人注意力的機會。後來希特勒大大利用了義大利的感恩之情，因為“當它在阿比西尼亞為它的根本權利而進行英勇鬥爭的時候”，他曾“站在義大利一邊”。從此以後，德意兩國的政策就齊頭並進了，德國此時期待於義大利的至少是親善中立；而政治聯絡逐步發展為軍事協定。最後一個障礙是義大利反對德奧合併。1938年，當墨索里尼沒有再向布倫納派遣陸軍師以保護奧地利的獨立，從背後刺殺德國時，希特勒向他千恩萬謝。“不論將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我將永遠不會忘記此事。如果他在任何時候需要有人幫助，或者處於任何危險之中，他可以確信，不論發生什麼事情，我都堅持同他在一起，即使全世界都反對他。”這是一句諾言。五年以後，他戲劇性地遵守了這個諾言，這對希特勒是很合適的。
1935年以後＇戈林在押時說＇開始傾向戰爭。裡賓特洛甫在倫敦把事情搞得一團糟，而希特勒本人又不能理解英國人和他們的政治思維方式。他對英國人關於佔領萊茵蘭的反應大為詫異，總的說來，反應是嚴峻的，即使英國有些人同意德國的所作所為。
裡賓特洛甫於1936年8月11日被任命為駐倫敦大使，儘管他一直到10月才赴任。漢斯·弗蘭克9月訪問羅馬時對墨索里尼說，“派遣裡賓特洛甫去倫敦意味著作出最後努力，使英國理解德國的需要和立場”。因為德國已在考慮日本作為革命和革新國家的三頭政治的第三個夥伴。希特勒本人於1936年10月24日同齊亞諾在貝希特斯加登一次長談中解釋了他的政策。
他認為英國無疑會進攻義大利或德國，或對兩國同時進攻，如果它感到這樣做很容易或者可以平安無事。……但是——這是元首提出的政策的積極部分——如果英國看到在反對布林什維主義的旗幟下，逐漸形成一個願同德國和義大利組成共同陣線的國家集團，如果英國感到＇在歐洲＇在東方，在遠東和南美，我們擁有一支共同的組織起來的力量，它將不僅避免同我們作戰，而且會向這個新政治體系尋求達成協議和共同立場的手段。
但是如果英國繼續同反共陣線疏遠——1936年11月25日的德日條約即將宣告這一陣線的成立，德國和義大利的重新武裝的速度比英國快得多，並且能阻遏它的進攻計劃。齊亞諾的結論是，希特勒仍然受到裡賓特洛甫親英樂觀主義的影響，但是憎惡裡賓特格甫的牛賴特會千方百計破壞他去倫敦的使命。
1937年1月，戈林在羅馬見到墨索里尼的時候，他對同英國達成協議並不抱有希望：對典型的英國式的出價，以經濟好處來交換政治讓步，德國不感興趣，而在英國，對德國的恐懼明顯地愈來愈強烈，就象害怕布林什維主義一樣。5月，牛賴特對墨索里尼說，“英國的政策暴露得愈來愈清楚了——先進攻義大利，然後進攻德國，甚至對兩國同時進攻。英國堅持簽訂集體條約，其目的是捆住兩個獨裁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