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罷工發生。不過，這些工會要比較為成熟的工業社會中的弱小些。日本那時還處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日本的僱主能從剩餘勞動力的汪洋大海中吸收工人，而從農村吸收到工業中的工人，其收入要比從事農業所得為高，這種工人剛剛開始有政治覺悟，他還沒有嚴重危及“社會政治安定”。
除了“企業中勞工平靜”得到了保證之外，大企業的巨頭們對新政權的信任其次還因為它的立法而加強了。1931年在日本，1932年在義大利，1933年在德國，為許多工業制訂了“強制卡特爾化”的法律。顯然，強制卡特爾化的措施為企業提供了免受“毀滅性”競爭的保護，而這種競爭在蕭條時期是十分突出的。因此，這一法令成為企業家恢復投資積極性的重要條件。
上述金觸和組織措施，加上旨在鼓勵私人投資的財政政策，在德國的僱主中造成徹底的心理變化。但是，有效需求的增加主要不是從企業家那裡開始的。因為政府決定貨幣不再貶值，於是必須防止由於進口超過出口而造成對外收支的緊張狀態。固然，外匯管制使當局能形式上保持對外收支的平衡，但是德國的物價高於外國的物價。如要降低物價，就會消滅萌芽狀態的復甦信心；在這些情況下，保持當時的出口水平的先決條件就是德國的物價不能再漲。規定工資和物價的終點，就德國的行動而言，將使德國的出口額凍結在現有的水平上。不過，出口額的水平也限制了進口的規模。必須謹慎小心的是，公私投資要集中在國內能解決原料需求的工業部門，而不能依賴於外來供應。很明顯，對建築業和某些重工業可以給予最大限度地發展。對其他工業部門的投資則必須進行選擇。分配原料的有關當局間接行使的選擇權，又為在資本市場上對私人投資的嚴格管制以致幾乎近於禁止的做法所加強。在上述情況下，透過對建築業和類似工業的信貸投資造成的需求的擴大，主要是依靠官方當局而不是依靠企業家的行動。
納粹政權一開始，中央、州、地方當局的公共支出就大大增加。從1932年的一百四十億馬克增加到1938年的約四百億馬克，1938年幾乎高達1929年的兩倍。公共支出的赤字從1933年的百分之四增加到1935年的約百分之二十二，以後兩年有所下降，在1938年超過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五。在上述赤字全靠信貸資助的限度內，有效需求繼續增長。由於這筆支出而刺激起來的經濟復甦，以投資景氣的形式出現，在德國是史無前例的。
截至1938年底的六年間，累計公私投資總額（折算成貨幣相當於七百三十二億馬克）超過截至1929年底的六年間（折算成貨幣為六百七十七億馬克）近六十億，但是，考慮到價格變化，實際增長約為百分之二十九。此外，雖然政府投資（此項投資決定復甦的速度）1938年與1929年相比增加了一倍，私人投資也達到了1928年的水平，超過1929年百分之十。更有啟發性的是，投資景氣首先是和建設和建築業的巨大擴充套件有關的。公共建設（即建築黨部大樓、體育場、道路、運河、機場和要塞），從1929年到1938年實際上幾乎增加了三倍，而私人建設，住宅和工業建築都計入，1938年達到了同1929年一樣的高度。
極權國家的試驗真正令人震驚的特點在於企業能夠對政府的巨大支出加以配合。極權國家是怎樣搞掉健全財政這個神話呢？這個神話是在民主國家裡企業主用來阻止政府，使它不能用公共支出來抵銷信任危機的。因為在美國，從1933年到1938年的政府支出僅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而在德國卻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上述六年間在美國百力之十一的支出是靠赤字資助，在德國約為百分之十九。如果說美國和法國的政府開支動搖了企業家的信任，為什麼極權國家政府的赤字開支沒有在國內企業界引起同樣的敵視態度呢？這有許多原因。
首先，企業界對政府支出的種種反對都被壓倒了，因為政府機器，包括各“自治集團”（農業、工業、勞工和文化的），是在工業巨頭和極權政黨的頭子們的夥伴關係的直接控制下的。這些頭頭之間是存在著摩擦和猜忌的，但是任何一方如果不與另一方勾結，都不能行動起來。工商界團體及其地區和職能性組織得到有意識的發展，以便在工業領域中能夠保證政治優於經濟，保證團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不過事實上，由擁有最高產量或銷售量的公司所領導的各卡特爾，比工商界團體及其附屬各組織要重要得多，儘管在公眾的眼裡並非如此。確實，就象德國報界訊息最靈通的機構在過去所經常抱怨的，“實際上，各個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