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卡特爾人員的公開身份導致了使用工商界團體的影響和權力（這不應該控制市場），有便於加強各卡特爾的私下的權力”。因而極權組織的機構模式恰巧是這樣安排的，它使得大企業在國內起到相當大的影響，這就有助於減少企業界對政府開支的反對。在民主制度下，如果一個政府擁有工業界的支援而執政，企業家仍然保持對政府支出的種種反對，因為他們不知道下屆政府會怎麼樣。而在極權主義下，不會有什麼下屆政府。
此外，在政府支出的目的不損害私營經濟部門利潤的情況下，企業家就不反對政府支出。諸如道路、黨部大樓、體育場等規模宏偉、嶄新的投資專案，都是從一開始就由政府支出，完全是私營企業“通常”投資計劃的範圍之外的。因此德國的工業家為自身利益歡迎上述公共工程專案，而這些工程又衍生出對許多工業部門特別是鋼鐵工業的好處。日本工業家對公用事業的發展感到高興，這是成功地促進工業化的一個基本條件，義大利的工業家也歡迎政府當局執行的土地開墾方案。只要存在未被使用的資源，他們都贊成軍費開支。民主國家也是一樣，企業家對上述非競爭性的政府投資不可能持反對態度。儘管如此，在美國，他們反對田納西河流域工程，因為他們看得出來，他們所不信任的羅斯福政府可能用這種手段更有效地強制執行反托拉斯法。此外，民主國家中的企業家還擔心，政府對公共工程計劃開支的範圍狹窄，而導致左翼政府實行工業國有化以便創造政府投資範圍的誘惑力卻是巨大的。他們從法國和聯合王國工人運動的黨綱上發現他們的擔心是有根據的，要是象德國和義大利那樣沒有自由的工運，企業家就有理由相信私營經濟會受到尊重。
只要存在未被使用的資源，企業家就不反對日益增加的政府開支。既然政府開支不象美國那樣主要用於救濟，而是用於公共工程和軍備，減少失業的效果立竿見影。由於有了工資限額，充分地利用工廠裝置便降低了生產成本，結果工業利潤比其他收入增加得都要多，因為股息是有限的，又因為與法國的地位不同，資金外流是不可能的，週轉（儘管有高額捐稅）是如此之靈活，以致企業家能在貨幣市場購買政府短期債券（全屬勘探GmbH債券，通稱“梅福”債券），並用這種方法來秘密地資助政府的赤字支出。
沙赫特和施威林·馮·克羅格負責貨幣和財政政策，最能正確評價從1935年以來由於加速增加軍備支出可能引起的經濟效果，他們開始要求政府注意除了軍備以外的國家和黨的其他方面支出。從廣義上說，他們的態度是，政府在促成充分就業方面應該僅僅是一個接生婆，在達到這一階段以後，靠信貸資助的辦法應立即停止，政府支出應該透過捐稅和長期貸款來充分相抵。
1937年秋季，經濟活動中的充分就業的水準從所有的實際意義上講已經超過，但是政府支出在1938年全年有增無已，一直繼續到戰爭爆發。透過“梅福”債券秘密地用貸款資助軍備支出於1938年3月停止，但是施威林·馮·克羅格發現，儘管已有較高的稅率，用增加稅收和長期貸款的辦法使收支相抵還是不可能的，因而被迫公開從短期貨幣市場上貸款來彌補差額。
但與此同時，政府支出集中於軍備生產已經導致資本貨物工業——也就是軍備和重工業——達到最高生產能力。為了交付上述軍備定貨，必須增加工廠和裝置。因此，上述工業中的私人投資總額已於1936年達到1929年的水平，1936年到1938年幾乎又翻了一番。在充分就業情況下，私人投資的興旺意味著企業主互相競爭以吸收工人和爭取稀缺原料。結果是由於明顯的不顧工資限額，成本增加到對企業界不利的程度，而由於上述增加的成本只能部分地從較高的價格中得到補償，工業利潤趨於下降。然而，上述利潤須交納高稅率，這就意味著減少資金週轉，不僅阻止了企業家向貨幣市場貸出現金，而且實際上迫使他們把存在帝國銀行的“梅福”債券貼現來補充現款。
債券貼現在1938年的後十個月中使流通的貨幣增加了三十億馬克；也就是說，遠遠超過了前五年貨幣增加十七億馬克的數字。急劇的增長引起了不安。通貨膨脹不是臨近了嗎？誠然，“當沙赫特看到他所搞出來的＇透過先前“梅福”資助方法＇危險局面已變得不可收拾時，他越來越急於尋求出路。這……是沙赫特同銀行董事們長時期談話的主題。”不過，他有膽量，把當時面臨的危險和造成的原因向希特勒提出警告，並建議採取所需的補救辦法來防止一場災難。根本原因在於靠貨幣資助的政府赤字支出使有效需求增加，卻